一，刘三姐是古僚人歌圩风俗产生的歌仙崇拜的产物，僚人里传说里刘三姐的出现是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变，《壮族歌圩研究》一书就明确指出：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
二，电影《刘三姐》的外景的一大部分是在桂林拍摄的，但这个传说本身是广泛存在于僚人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并非是桂林和漓江的产物，双城故事明显将电影的拍摄地点当成是刘三姐诞生的地点了。

 

三，学术界已经有太多的学者指出了，刘三姐的“刘”的岭南汉语发音为[lau 2]，实质上就是僚语“僚”[lau 2 或rau 2]的汉字替代，而僚人的部分地区传说里至今仍然将刘三姐叫做“僚三姐”“僚三妹”“僚三妲”等，意思即是“我们的三姐”而非姓刘的三姐。只不过在汉文化的影子下，赋予了这个汉姓而已。而僚人历史上长久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这类传说只借助口头来传承，因此汉文记录为“刘三姐”，也就造成了即定的历史误会。
四，刘三姐在汉文史书记载里最早出现于唐朝。双城故事说桂林是桂柳话的基地在现在看来当然是没错，但是违背了包括桂柳话在内的西南官话产生于唐朝之后这个语言学常识，而且，西南官话进入广西的历史很短，充其量也就是几百年。根据汉文史书的大量记载，直到明朝和清初时候桂林以及附近地区还是以“僮人”（壮人）为主，后来西南官话汉人在明清时期大规模进入桂东北，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双城故事显然将现在的语言格局当成了古代的语言格局，又犯了一个低级的学术错误。

刘三姐民族属性和壮族划分的答复
既然山谷网友转来了这麽多帖子，我也只好再说几句了。鉴谅，呵呵。
>>南乡子先生可能没有看过壮族乡村里的歌书吧。我现在手头上没有，但以前看了一点。用方块壮文记载着许多山歌，记载着刘三姐。我个人认为，官方的什么《宜山县志》等书籍，个人的什么《舆地纪胜》《桂海虞衡志》，都是经过N个人N次的加工，或者可以说是道听途说，没有切实体现到刘三姐的真正味道，并不比壮民的歌书可信。<< 
用土俗字记述山歌，并不等于刘三姐本人就一定是壮族。日本人还用日文记述了《三国志》，还按日本民族的口味编辑了各种版本的《三国志》呢，但谁都知道刘备、张飞、关羽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物，他们的民族成分不是日本民族。
山谷网友说的“壮文”，一贯的叫法应该是“土俗字”。1988年，壮族张震声谈及“土俗字”的整理问题时，汉族的徐杰舜教授指出“土俗字”就是古壮字，建议张先生把即将出版的《土俗字字典》改名为《古壮字字典》。亦即，从1988年开始，才有了“古壮字”的说法。
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没有刘三姐的传说，确实体会不到刘三姐的真正味道，但那些有此传说的汉族地区的人们呢，是否就能断言他们体会不到刘三姐的真正味道？我看不一定吧。再者，即便现在已经体会不到了某种汉文化，但也不能否认它曾是汉文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即便现在没有了唱山歌而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味道，但也不能作为否定曾有过唱山歌，以及当时的人们曾传扬过唱山歌的传说人物。而其他民族至今还唱山歌的传统，还有同样的传说，是不能作为山歌传统和传说人物只是该民族的，或者说就是该民族的“原创”。就像不能因为汉民族早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服装而断言日本、韩国的民族服装不是来自汉民族的民族服装，不是在汉民族服装上的基础上作的修改，本来就是日本、韩国自己独自创造而 一样。
>>刘三姐会讲汉话并不奇怪，但讲壮话是肯定的。现在留下的那些歌书，有很多是以壮文来记载的山歌。<< 
姑且不论刘三姐是否会讲壮话，就算她会讲，但既然是不奇怪刘三姐会讲汉话，那麽说她是汉人也没有什麽不妥的吧？怎麽能把既会汉话又会讲壮话的算成壮族而不是汉族呢？不太公平呢。何况刘三姐活着的时代，连壮族都还没有，非要说成是壮族的，恐难服人。
>>刘三姐要各地传歌，不会汉话，她怎么传？<< 
刘三姐要各地传歌，不会当地土语，她也是不能传的啊。
>>现在剩下的刘三姐山歌，无论是汉字记载的还是壮字记载的，绝大部分是反映壮民的文化/生活/劳动/爱情/反抗压迫等等，而且是极具壮族民族特点的，应属壮文化，至多能说是受汉文化的影响而已。<< 

说到文化，究竟到什麽程度，才不算汉族文化？我想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的。即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有些非汉族的文化，也不能说他就不是汉人了。否则德国的中国人就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人了。
>>因为壮族没有通行的文字（以前是用汉字拼奏的方块字，现在拼音的），所以现在收集到的山歌都是用汉字来表达了，而且已经失去原来的味道了，山歌被汉化了！被汉化了的山歌，会壮话的人听了就很没劲！<< 
如果山歌内容是当时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汉族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的话，即便是用汉字记载，也应该反映得出。用汉字记载并不等于所记载的内容也被汉化。比方说日本就用汉字记录了自己的神话传说等等。
被记录的山歌只是文字，即使记录的内容也被汉化，也不影响人们创唱，因为山歌本来就是人唱的。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没有文字，很多祖先传说都还是一代代传唱下来的呢。如果刘三姐是壮族先民，她的歌又是壮族先民的歌，反映的是壮文化，她本人又很受壮族先民喜欢的话，那麽她的那些歌也就会在壮族民间代代传唱下来，其内容，应该跟用汉字记载在纸上的“汉化内容”没有关系。
>>就胡乱讲这些吧！<< 
不是胡乱讲，而是讲得很好，让我对壮族山歌和壮族人对山歌对刘三姐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的一个网友东兰三石的回贴，他是韦拔群的老乡：搞笑多了，我既懂得讲壮话也懂得讲普通话，两种话都懂有什么奇怪的，广西自古就是百越之族，以前哪有什么壮族之讲了，分56个民族本来就是GCD来细分的。<< 
懂土话，又懂普通话的，不一定就是壮族啊。否则汉人都不敢学其他语言了，不然成名後都成非汉人了。呵呵。
既然“以前哪有什么壮族之讲”，那非要把刘三姐说成是壮族人就更没有道理了。
>>那你讲什么是壮文化，唱山歌本来就是我们壮族的一种文化，抛绣球也是一我们一种传统的文化，其他的都是一样的人类文化<< 
文化差异究竟到怎样程度为止，就是同一民族，或者说就可以区分成不同民族，经常基于很主观的判断。所以，究竟什麽才是“壮文化”，确实是个难问题呢。呵呵。
而你说的“唱山歌”，汉族很早就有了的，并非是你说的“唱山歌本来就是我们壮族的一种文化”。至于“抛绣球”，古汉族有没有，我尚未弄清楚，不敢断言，但如果一个绣球，就成了区别于汉族的“壮文化”，就忽视在更多方面的相同性，你不觉得太肤浅了点？“抛绣球”不过是一个爱情表达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表达爱情，和用绣荷包方法表示爱情，没有本质的区别。况且，各地壮族也有不同的文化，有的地方不一定就用抛绣球的方式，那是不是可以说那些地方的壮族人，就不是壮族人了呢？
>>你们汉族吃饭难道用鼻孔吃，拉屎难道还站着拉，跟我们不一样吗？<< 
我想你吃饭不会用鼻孔吃，拉屎也不是站着拉，跟我们汉人是一样的，对不对？
>>况且我们三姐的传说在民间传说是口头上的传说，时代流传，跟你们汉人后面的秀才书生用笔墨来记载三姐的肯定有点出入了<< 
刘三姐是汉族民间传说，而且不但有口头传说，还有文字记载的。广西少数民族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汉族的传说。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前在广西这边汉族从北方迁移过来的话，都要被壮族排挤到深山老林里头，能做水稻的地方，就是我们壮家讲的侗场，大都是壮人住的，现在在东巴凤很多我们所谓讲的弄的地方，都住着汉族人，尤其是在柳州河池一带最突出，汉族群众基本上在这几个地方的农村里都是在深身老林里住的。<< 
不知道你还要告诉我，这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一点的目的是什麽？是想说“壮族”比广西汉族过的好，威过广西汉族？既然这样，那就应该取消对“壮族”的优惠照顾政策，就应该照顾那些被“壮族人”赶到深山老林里去了的汉族群众了。对不对啊？
其实，柳州河池一带的大部分壮族人，直到1953年为止，都是汉族人的。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从北方移民过来的汉人。後来经过中央工作组的反复的思想工作，才成为壮族的。五十多年了，有了你这样的“壮族後生仔”，也是不奇怪的。呵呵。

>>你真的是孤漏寡闻，壮人在春秋战国时代都属于中原政权的统治下，读得读点汉人的书不是很正常的吗，还有一点可以反驳你就是他的对歌是用汉字来写的，因为壮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总理的建议下国家才帮壮人制造自己的语言，因为以前的话，三姐的歌都是在壮族当然还有汉族群众的口中时代流传的，而考虑到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那当然是要用汉字来记录下来的了，况且，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里面，壮族是人口最大，也是跟汉族文化交融的最广泛的民族。至于有庙是汉族的文化，真是搞笑了，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庙，在壮族地区的山村里头也是有庙的，你想想看日本鬼子都有靖国神社，那你还有什么讲的，况且，退一万步来讲，因为当时在广西已经有很多汉族群众迁移过来，三姐不只是壮人的偶像歌星，也是汉族群众的超级偶像，汉群众帮立个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广西古代的少数民族读点汉人的书，当然不奇怪。可是，据此把精通汉文的人说成是壮族，就奇怪了，因为不能倒过来讲，不能说读汉人书的古代人就一定是少数民族。
既然你也说刘三姐“的对歌是用汉字来写的，因为壮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那就更无法证明刘三姐的“壮族成分”了，对不对？
立宗庙当然是汉文化，而且是很悠久的汉文化。你去看看那些远离汉文化的民族，有几个为神话人物、或者神话传说的祖先们，或者自己的祖先们立了宗庙的？因此，你说的“在壮族地区的山村里头也是有庙的”正好说明了这些地区的人们要麽本来就是汉人，要麽就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或者是汉人和少数民族混血之後的人们。
你举的“日本鬼子的靖国神社”，跟宗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当然“有什么讲的”的了。呵呵。
既然你说“当时在广西已经有很多汉族群众迁移过来”，那刘三姐是汉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而且广东客家地区也有刘三姐的传说嘛。
>>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总理赐给我们的，因为僮带有歧视的意思，所以才改做壮，以前广西越南这边叫做百越之族，发展到以后壮族就是最大的一个主干了。考虑到以前民族居住的集中性和排他性，所以，在壮族集居地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歌手唱着壮人的山歌受到崇拜的，一个是因为在广西民族分布的很集中，瑶族在一个地方，苗族在一个地方，很少出现混居很杂的地方，况且，宜山本来就是一个壮族的集居地，考虑到广西的实际情况，瑶族、苗族的实际分居情况，可以排除这两个广西除壮之外的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另外一个例子反驳你的是：水王星没有被天文学家发现之前不喊做水王星，后来发现之后才喊这个名字，但是他亘古以来早就在那了，历史比地球还久远。<< 
不是周恩来赐给你们“壮”，只能说是到了六十年代，周恩来把僮改成了壮。
还有，你这个“以前广西越南这边叫做百越之族”的“以前”就太早了，“百越”是先秦时代对南方诸族的统称，并非只包括广西越南。里面还有苗族、瑶族，还有不少是炎黄子孙呢。
你提到的那些“僮族聚居地”，在建立现代僮族前，很多都是汉人聚居地，只是解放後那里的人划成了僮族，那里当然就成了僮族的聚居地了，但不能因此就说古代的刘三姐这样一个传说人物的民族成分也变了啊。
不但汉族被你排除在外，连瑶族、苗族也被你轻易地“排除这两个广西除壮之外的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了。未免太武断了。
倘若刘三姐只是壮族歌仙，为何不少其他的壮族地区、特别是史料记载的“獞人”“獠人”的地方并无这样的传说？宜州是一个很早就有汉人居住，就接受汉文化熏陶的地方，那同时也就接受了刘三姐传说，就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吧。汉人聚居的柳州市内都有刘三姐升天的地方，距离不远的宜州受了影响，不是不可能的吧。瑶族、苗族也是这样，都是与很早就成为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邻的地方才有刘三姐传说，贵州、云南、湖南等一些远离汉文化地区的苗族、瑶族，还有百色、崇左的壮族就没有这样的传说。

你举的行星名字的名字也很不贴切。“僮族”是于1953年左右在几十个族群基础上组建的。这个“新僮族”和史料上记载的“撞”以及“獞”，无论人口、地理范围等都有很大的区别。民族识别时，究竟取什麽名字作为这个新民族的正式称呼，还是有过一番讨论的。
早在1951年，即在进行民族识别前，在“僮族”被识别出来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派出访问团，宣传“僮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不但早就定下了要建立“僮族"的方针，而且在现代僮族成立前，就制造舆论，就向群众宣传“僮族”了。
於是，经过反复、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些原来不敢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终于承认并更改成了少数民族。除原本认为自己是汉人的人群外，还把广西省西部地区内的十分复杂的族群统统划到了新民族“僮族”旗下。例如，布叶伊、布侬、布纳、布友伊、布土、布东、布岱、布察、布斑、布羌、布砥、布江、布归德、布左州、布安定、布栏以及自称天保人、傣门人、傣德、土人、泰人、陇人等人群都划成了“僮族”，尽管这些族群的族称中连“僮”字都没有。
但被划为“僮族”的人们当时并无大家都是“僮族”的共同意识，反而有不少依然认为自己是汉人或者讲僮话的汉人。
很多“僮族人”的族谱也依然记载着自己祖先是迁来广西的汉人。例如，广西“土人”十大姓，如今成为壮族十大姓的“黄、莫、韦、覃、农、蒙、蓝、赵、罗、梁”姓的族谱就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老祖先是数百乃至上千年前迁入广西的汉族。难道说这些姓都是根据壮话发音特点定下的？那实在是太巧了。有无这些姓都是这样变过来的具体证据，例如史料之类的？若说是这些老祖先们是为了避免民族歧视而故意假冒汉人，有无直接的证据？总不能因为推论某家的族谱是假的，就断言那家一定不是汉人，一定就是假冒汉人的少数民族吧？比方说，韩国有不少家族的族谱都记载自己是一千多年前的百济或者新罗的卵生始祖的後代，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说韩国人不是韩国人，不是朝鲜民族啊。壮族是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所有的壮族祖先一齐假冒汉人，实在是一件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进行民族划分、组建了僮族後，仍有很多人对组建僮族一事不满，认为僮族和汉族没有什麽不同，不该人为制造民族隔阂。针对这一观点，周恩来於1956年3月发表讲话给於了批评，阐述了划分"僮族"的必要性。
连如今僮民族意识较强的、编撰《僮族通史》的“壮族学者”都不得不在该书中承认：“这是僮族名称的第一次统一，它对僮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僮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的，由於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同 化、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使许多僮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已朦胧，开始时不少僮人不知道或不敢承认自己是僮族”------评论：之前连“僮族”这一民族称呼都没有，如何让人去承认自己是“僮族”？既然民族意识已朦胧，甚至不少僮人不但不知道僮族，反而深信自己就是汉族，那又如何断定他们是“僮族”而不汉族？是用科学方法确认了他们的血统确实不是汉人血统？是用科学方法确认了他们的祖先都不是汉人？就算用科学方法确认了，可这也不能作为民族划分的标准啊，因为无论是按列宁斯大林的民族划分标准，还是按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就是共有‘我们…人’这样的归属意识的集团”之类的标准，也是不应该把他们划成僮族的，毕竟，民族的基本定义中并无血统这一条嘛。
划分了僮族後，接下来就是要按照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建立僮族自治区了。

>>一，刘三姐是古僚人歌圩风俗产生的歌仙崇拜的产物，僚人里传说里刘三姐的出现是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变，《壮族歌圩研究》一书就明确指出：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  这只是推论，也是壮族人的一面之词而已，并不是推翻刘三姐源自汉族民间传说的证据。汉族人同样也有关于刘三姐的传说。 >>二，电影《刘三姐》的外景的一大部分是在桂林拍摄的，但这个传说本身是广泛存在于僚人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并非是桂林和漓江的产物，双城故事明显将电影的拍摄地点当成是刘三姐诞生的地点了。<<  “这个传说本身是广泛存在于僚人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该僚人太夸张了点。 第一，刘三姐的传说，大致分布在广东梅县、翁源、兴宁等地，以及广西的梧州、岑溪、贵县、桂平、容县、扶绥、平南、柳州、宜山、罗城、恭城、融水等汉文化浓郁之地。据说是最富有“壮乡特色”的、也是该管理员所管理的网站《僚人家园》站长的家乡百色德保县，好像就没有刘三姐的传说。而且，不但德保县，凡是远离汉族入居较早、汉文化较发达的“僮族地区”几乎都没有刘三姐传说。照理说这些远离汉文化影响的地区应该保存着更多的僮族文化，如果刘三姐真是僚人，而她的传说又广泛存在于僚人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话，这些地区就应该有刘三姐传说，怎麽会没有，反而是汉族地区或者接近汉族地区的地方才有刘三姐的传说呢？道理上讲不通。 第二，有关刘三姐传说的地区，可以连成一片，且除宜山外，其他地区的壮族人口的比例都不高，甚至没有几个壮族人，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汉族聚居地区，而融水还是苗族自治县，其中汉族占47.09%，苗族39%，壮族只有13.91%。如果刘三姐传说真如该《僚人家园》管理员所言，是广泛存在于僚人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话，怎麽会是这样的分布？ 第三，倘若“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为真，那更加说明刘三姐是汉人了。在遍布“僚人”的地方，刘三姐如何学习汉文？而且还能达到很高造诣？如何能在十二岁就通晓经书史书，并吟成歌？一个汉文化教养如此深厚的人，居然还能成了他族的崇拜人物，未免太神奇了。 该僚人说的“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水分也还是太大了，太夸张了。 早在唐朝，广西的少数民族就主要分布在广西西部地区了。这只要看看唐代划分的正州（汉人居多的州）和羁縻州（少数民族居多）的分布位置就一清二楚了。不但桂林，柳州，象州，来宾，邕州（今南宁），梧州，藤州，贺州，浔州（今桂平县），横州（今横县），宾州（今宾阳县）等东中南部地区是正州，就连宜州，环州（今还江县），古州（今三江县），澄州（今上林县），田州（百色的田东县）等西部的一些地区也是正州。 另外，桂北地区的一种汉语方言，即平话，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汉族入桂时期。桂北桂南地区的平话的使用者，总共约有300-400万人，是广西现代壮族人数的1/3强。按这个比例往上推，在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光讲平话的汉人，就应该有不少。另外，桂南桂东还有大量讲白话，客家话的。这麽多的汉人在广西，更别说广东了，怎麽可能还会有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的事情？ 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就有很多汉人了。即便是在大量移民的初期，即在短命的秦代，据《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可知，迁入岭南的汉人多达八十万。 两汉末年，由于社会动乱，不少士民为避乱而迁入岭南。就连广西南部的合浦郡一带都有“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的记载。这也是史家认同的史实。 到汉顺帝永和五年时，据《後汉书志23郡国五》可知，以前武帝所置的南海郡，汉人有户达71477，人口多达250282；同为武帝所置的苍梧郡，户达111395，人口多达466975；武帝所置的合浦郡，户达23121，人口达86617人；武帝置的九真郡（今属越南），户46513，人口209894；日南郡（秦代的象郡，武帝更名，今属越南），也有户18263，人口100676人。此外，桂阳郡，户135029，人口501403（但所辖各县约有一半在岭北）。共有户338283，人口1365145。这里还不包括郁林郡（秦时为桂林郡，武帝更名，十一城。）以及交趾郡（武帝置，十二城）两郡。若按城平均户数约7688户计算，两郡户数合计为176824，人口713598。因此，在汉代，岭南汉人的总数就高达207万8743人。 别说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就是到了明朝，东部地区并无多少“獞人”。有刘三姐传说的桂平县，《桂平县志》就明确记载“县内明代之前无獞人”。  >>三，学术界已经有太多的学者指出了，刘三姐的“刘”的岭南汉语发音为[lau 2]，实质上就是僚语“僚”[lau 2 或rau 2]的汉字替代，而僚人的部分地区传说里至今仍然将刘三姐叫做“僚三姐”“僚三妹”“僚三妲”等，意思即是“我们的三姐”而非姓刘的三姐。只不过在汉文化的影子下，赋予了这个汉姓而已。而僚人历史上长久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这类传说只借助口头来传承，因此汉文记录为“刘三姐”，也就造成了即定的历史误会。

土俗字记载人名的汉语发音，就成了用这汉字名的人是壮族的根据，这还是牵强附会的推测。
据说土俗字是这样记载的：“lau三妹造友（土俗字打不出来），壮文：liuz sanh mei caun yongx（壮文最後一个字母表示声调）。
也就是说，即使是该“僚人”说的古“僚人”也是把刘三姐称作刘三妹的，这和广东客家地区传说中的“刘三妹”是姓的音相同、而名完全相同的人物（我在这里故意不写汉字，是为了避免混乱而假定壮族人的解释是正确的，即“刘”只是发音和汉语相同）。
“刘”的岭南汉语发音lau（其实这是古汉语的发音）跟“僚语”的“我们”是一个意思，那麽“土俗字”记载的“三妹”二字，在“僚语”中又作何解释？总不能把那三个字拆开，第一个字的发音因为跟“僚语”的“我们”是一个意思，就说它不表姓而是表示“僚语”“我们”的意思，而又按汉语的意思把後二字解释成“三妹”吧？这不是太牵强附会了吗？
再者，即便土俗字“lau三妹”就是“我们的三妹”之意，也不能说她就是僚人啊。“我们的三妹”，是一种亲切的称呼，只能说是僚人们喜爱刘三妹，把刘三妹看成了自己人，所以就把她称为“我们的三妹”，但不能因此就说她真的就是僚人了。比方说，假设刘少奇被某些僚人称为“我们的好主席”的话，难道刘少奇就成了僚人？所以，用僚人称刘三妹为“我们的三妹”是不能作为刘三妹就是僚人的根据的。
广东还有“刘仙三姐歌台”等字样。说明刘三姐的“刘”确实是姓，而不是当今一些“壮族学者”声称的不是人的姓氏而是“我们”的意思。
另外，《浔州府志》《贵县志》都记载刘三妹乃汉刘晨之後。还有说刘三妹父亲被流放到浔州，这倒是比较可信的。一个从小就通晓汉文化的女子，一般来说生在书香门第的可能性极大，她父亲被流放到广西，她的名声当然就在当地传开了。
>>四，刘三姐在汉文史书记载里最早出现于唐朝。双城故事说桂林是桂柳话的基地在现在看来当然是没错，但是违背了包括桂柳话在内的西南官话产生于唐朝之后这个语言学常识，而且，西南官话进入广西的历史很短，充其量也就是几百年。根据汉文史书的大量记载，直到明朝和清初时候桂林以及附近地区还是以“僮人”（壮人）为主，后来西南官话汉人在明清时期大规模进入桂东北，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双城故事显然将现在的语言格局当成了古代的语言格局，又犯了一个低级的学术错误。<< 
如前面所言的，早在唐代，不但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东中南部地区已是汉人居多的正州，就连宜州，还江，三江，上林，百色的田东等西部的一些地区也是汉人居多的正州。怎麽可能到了明清时期，连与湖南相邻的桂林，仍然是“以僮人为主”？大概是该僚人把那种非统计数据的只言片语当成了“论据”了吧？
除了前面列出的汉唐时代的岭南汉人数据证明汉唐时代，包括与湖南相邻的桂林在内的岭南地区就已经有了大量汉人，两宋时代的汉人就更多了。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不包括越南的两广汉人的户数为835923，按当时宋代户均5.5人计，两广地区共有约460万汉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两广汉人户数为1002366，人口大约为五百五十一万。到了嘉定十六年（1223年），单广西路就有户528220，人数为2875510。而桂林就与湖南相连，气候、水土跟中原相近，非常适合农耕民族的汉人，因此自然就会成为进入广西的汉人的首选之地。当然，迁入广东的汉人人数就更多。居《中国人口史》估计，同时期的广东汉人户数可能达到了八九十万左右，人数为440万-495万左右。两广合计大概在726万-783万左右。
该僚人一方面说“直到明朝和清初时候桂林以及附近地区还是以僮人为主”，“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又说这是因为“汉人在明清时期大规模进入桂东北”，这个“大规模”到底有多大？若汉人不占多数，还能称之为“大规模”吗？

假设真如该僚人所言，直到明清时期为止，桂林柳州一带还是以“僮人”为主，“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的话，那就意味着如今讲桂柳话的汉人大都是由“僚人汉 化”而来的了。这样一来，当时的朝廷或者地方政府肯定是在“僚人聚居区”推广过西南官话的了。那我就要请教该僚人了，朝廷或者地方政府派了多少教师到这些地区去教授西南官话，而且还要保证各乡各村的农民们都以西南官话为母语？
我可以告诉该僚人，桂林的各县下面的乡村，除了讲更古老的汉语------平话的汉人以及龙胜等一些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庄外，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以西南官话为母语的！
在两百年，即不过六七代人的时间里，不但能让西南官话成为桂林、柳州一带的“僮人”的母语，还能让远在河池乃至桂西的一些县城及其附近等地的人也讲西南官话，还能让他们认为自己是汉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就是有现代化设施、有卫星电视广播收音机，各乡村都有学校，也不太讲究祭祀祖先的今天，普通话的普及速度都还没有这麽快呢。何况就是会讲普通话的人，大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同乡人还都是讲母语的，更别说会忘记自己的祖先了。
前面一个僮族人不是说汉人都被僚人赶到深山老林，能种水稻的地方“大都是壮人住的”，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柳州河池一带最突出”，这位僚人怎麽又说“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到底哪个正确呢？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两者都是谎言。呵呵。
对了，桂林的大部分地区倒是没有关于刘三姐的传说，所以，如果刘三姐是“僚人”，那就不存在该僚人说的“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的事情了，这也证明了该僚人的话是不能自圆其说，是自相矛盾的谎言。

僚人家园宁静致远的回帖
姑且不论刘三姐是否会讲壮话，就算她会讲，但既然是不奇怪刘三姐会讲汉话，那麽说她是汉人也没有什麽不妥的吧？怎麽能把既会汉话又会讲壮话的算成壮族而不是汉族呢？
我父母是从小讲壮话长大的壮族，我会说汉话，你说我是汉族吗？
何况刘三姐活着的时代，连壮族都还没有呢。刘三姐要各地传歌，不会当地土语，她也是不能传的啊。
是“壮族”这个称呼还没有，但是在左右江、红水河两岸，已经有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族群存在。布叶伊、布侬、布纳、布友伊、布土、布东、布岱、布察、布斑、布羌、布砥、布江、布归德、布左州、布安定、布栏都有一个“布”就是壮话“人”的意思。从不同的自称就可以看出，方言的差异相当大，但还是有共性。你在汉文化的源头黄土高原能找到“妈祖”的传说吗？是不是可以说明信奉“妈祖”的福建人不是汉族。
刘三姐是汉族民间传说，而且不但有口头传说，还有文字记载的
是哪里的汉族民间传说？把你的资料拿出来看能否经得起推敲，空口无凭的话谁都可以说。

柳州河池一带的绝大部分“壮族人”，直到1953年为止，都是汉族人的。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从北方移民过来的汉人。後来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才成为“壮族”的。
明朝中期以前的人口统计记载桂林附近人口分布是“民三蛮七”，把汉族称为民，而其他少数民族是蛮，而今天大桂林少数民族的人口不到10%，原因在哪里？很多少数民族被汉化了。此前更久远的唐朝，少数民族占的比例就更多了。你所谓的思想工作有那么大的能力，把不会讲壮话的“绝大部分汉族人”一工作，就会讲壮话了？荒唐之极。壮族为什么要自称是北方汉族移民的后代，先问一问迈克杰克逊，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黑皮肤弄成白色的。
宜州是一个很早就有汉人居住，就接受汉文化熏陶的地方，同时也就接受了刘三姐传说，这是很正常的啊。汉人聚居的柳州市内都有刘三姐生天的地方，距离不远的宜州受了影响，不是不可能的吧
“很早就有汉人居住”为什么不是土著的？哪一个民族的人口多？一个只会唱客家山歌的刘三妹能和壮族对歌吗？客家人“宁买祖宗田，不买祖宗言”，她不会改说壮话了吧。
很多“僮族人”的族谱也依然认为自己祖先为汉人。例如，广西“土人”十大姓，如今成为壮族十大姓的“黄、莫、韦、覃、农、蒙、蓝、赵、罗、梁”姓的族谱就清楚地记载他们的老祖先是数百上千年前来广西的汉族
如果族谱的记载可以取代正史，那么二十四史早就可以烧了。哪一家的族谱不是美化自己的祖先，哪一家的族谱不是用汉字写的，哪一个汉字不是从中原传入的。
之前连“僮族”这一民族称呼都没有，如何让人去承认自己是“僮族”？既然民族意识已朦胧，不少僮人不知道僮族，那又如何断定他们是“僮族”？
假如他不承认“僮族”这一民族称呼，通过哪一点又可以证实他是汉族？他自己承认就可以了吗？把广西省西部地区内的十分复杂的族群统统划到了新民族“僮族”旗下有什么不可以？广府人、东北人、中原人不是一样划到“汉族”名下。 

关于岭南汉族来源以及民族划分等问题的回复之三
山谷很热心啊。要是让作者本人到这里来，就省得山谷来回转贴了。
为了不辜负山谷网友的期望，就对转帖内容再谈谈关于民族划分以及岭南汉族来源等问题的看法。见笑了。
>>僚人家园宁静致远的回帖：我父母是从小讲壮话长大的壮族，我会说汉话，你说我是汉族吗？<< 
因为你已经被划为壮族，当然现在的你不是汉族。不过，如果1953年之前你就成人了的话，很可能会问出：“我会说汉语，我的父母是从小讲汉语方言长大的汉族，我家的祠堂，族谱都说我们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你还说我不是汉族吗？”之类的问题。呵呵。
其实，“讲僮话”本身就有讲僮话的汉人的含义。汉人与少数民族长期接触，会用少数民族语言不算什麽，所以不应该用会不会讲少数民族语言来作为民族成分划分的标准。
>>是“壮族”这个称呼还没有，但是在左右江、红水河两岸，已经有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族群存在。布叶伊、布侬、布纳、布友伊、布土、布东、布岱、布察、布斑、布羌、布砥、布江、布归德、布左州、布安定、布栏都有一个“布”就是壮话“人”的意思。从不同的自称就可以看出，方言的差异相当大，但还是有共性。<< 

这是一个随人主观意识而变化的问题，因为那些自称基本上都没有民族含义，并不表示一种民族的认同。例如，“布土”“布侬”分别就是标准汉语的“土人”“山林中的人”之意。“土人”这个词是相对晚来者“客人”而言的，不少地方的汉人也是用“土人”自称的。
倘若1953年前後不组建僮族，仍认为大多数人是汉族，那就可以把您的话改为：“布”就是当地汉话“人”的意思。从不同的自称就可以看出，方言的差异相当大，但还是有共性，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同自己是汉族。　
这里摘录一段费孝通于1952年关于广西民族识别问题的一段话：
　　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
　　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僮话的汉人”。……因之，事
　　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布越伊是一个民族集团，至于最好用什麽名称，还
　　是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常称作僮话，所以我们在此姑且称
　　为僮族。
>>你在汉文化的源头黄土高原能找到“妈祖”的传说吗？是不是可以说明信奉“妈祖”的福建人不是汉族<< 
黄土高原距离福建省太远了，又不是能下海捕鱼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找到“妈祖”的传说。“妈祖”的年代与炎黄时代相比实在太晚，早在“妈祖”之前，汉人就居住在福建了。所以，“妈祖”只在福建地区流传，这很正常。再说，信奉“妈祖”的福建汉人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和刘三姐传说是两码事，因为你们自己都说唱山歌是整个壮族的文化，刘三姐是整个壮族人的歌祖。
福建汉人和其他地方的汉人一样，都认为自己是汉人，是炎黄子孙，这也和现代壮族的情况不同。因为组建现代壮族的那几十个族群并无统一的民族意识，更无大家都是壮族人的民族意识，甚至他们的绝大部分自称中连个“僮”字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共同的始祖传说------不过，百色好像抬出了一位名叫“布洛陀”的人物，如今正通过媒体和各种活动来极力扩大其影响，大有要把他当作全体壮族人的共同始祖，要让全体壮族人认他为始祖的趋势。
>>是哪里的汉族民间传说？把你的资料拿出来看能否经得起推敲，空口无凭的话谁都可以说。<< 
我不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怎麽还问出这样的问题？
对了，在广东省阳春县的景春岩，至今还流传着在月色微风的夜晚，岩洞里会传出刘三姐的歌声的说法呢。
其实，我还正想这样问你呢。有壮族文字记载的刘三姐传说吗？是什麽时候的？倘若比汉文资料的记载时间来得晚，那就更有可能是从汉族那里传过去的了。
空口无凭的话确实谁都能说的，现在连“民族文化”“民族始祖”都可以编造、都能刻意夸张的嘛。
>>明朝中期以前的人口统计记载桂林附近人口分布是“民三蛮七”，把汉族称为民，而其他少数民族是蛮<< 
呵呵，历代王朝进行人口统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握纳税等情况，所以只对汉人或者汉 化人进行人口统计。既然是“蛮”，当然就不是汉 化人，也不计入人口统计了，怎麽可能有你说的“民三蛮七”这种把少数民族也加了进去，还进行了您说的“民三蛮七”这样的比例计算的“人口统计”？
还有，我不是已经列出了汉代岭南地区、宋代两广的汉人人口统计数据吗？
现在就来看看比明朝中期早300年的南宋的情况。倘若与湖南相连，气候、水土跟中原相近，非常适合农耕民族的汉人的桂林，直到明朝中期以前，少数民族都占了70%的话，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比例就更高了。整个广西的民族比例的平均值就算“民一蛮九”，如何？
嘉定十六年（1223年），单广西路就有汉人：户528220，人数为2875510。这样一来，少数民族人数就高达近2588万！不但比七百多年後的现在广西的少数民族多多了，就是比当时的鱼米之乡，排列南宋人口第五位的湖南的798万都高出了3.24倍有余！广西的少数民族直到现在，生产力和经济能力都不高，更别说宋代了，其人口怎麽可能在宋代就有多达2588万？

所以，只要稍微动下脑筋，就知道所谓的明朝中期不但广西都是少数民族居住，就连桂林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的说法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的。
>>而今天大桂林少数民族的人口不到10%，原因在哪里？很多少数民族被汉化了。<< 
由上可知，你这句话是错误的，连明朝中期以前的少数民族基本人数都把握不了，那就没有议论的基础了。
由《清朝文献通考》可知，1776年广西汉人人数为538.2万（这里也不包括少数民族）。这个数字仅比553年的南宋嘉定十六年的287.6万多出250.6万，显然这是汉人自身的人口增长，决不可能是由当地少数民族“汉 化”而来。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假设真如该僚人所言，直到明清时期为止，桂林柳州一带还是以
　　“僮人”为主，“当地僚人土著由于经济文化的劣势才大量迅速
　　汉化而在清朝后期转用了桂柳话这个汉语方言”的话，那就意味
　　着如今讲桂柳话的汉人大都是由“僚人汉 化”而来的了。这样一
　　来，当时的朝廷或者地方政府肯定是在“僚人聚居区”推广过西
　　南官话的了。那我就要请教该僚人了，朝廷或者地方政府派了多
　　少教师到这些地区去教授西南官话，而且还要保证各乡各村的农
　　民们都以西南官话为母语？
　　我可以告诉该僚人，桂林的各县下面的乡村，除了讲更古老的汉
　　语------平话的汉人以及龙胜等一些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庄外，大
　　部分农村地区都是以西南官话为母语的！
　　在两百年，即不过六七代人的时间里，不但能让西南官话成为桂
　　林、柳州一带的“僮人”的母语，还能让远在河池乃至桂西的一
　　些县城及其附近等地的人也讲西南官话，还能让他们认为自己是
　　汉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就是
　　有现代化设施、有卫星电视广播收音机，各乡村都有学校，也不
　　太讲究祭祀祖先的今天，普通话的普及速度都还没有这麽快呢。
　　何况就是会讲普通话的人，大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同乡人还
　　都是讲母语的，更别说会忘记自己的祖先了。
这段话同样适合回答您现在的问题。
对于桂林的汉人们来说，别说古人最重视的家谱记载着自己的祖先们都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就是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也是跟湖南等汉人地区没有两样的。
再者，倘若刘三姐真是壮族人，可整个桂林，几乎都没有听说过哪里有关于刘三姐的传说，所以，就按某些壮族人的“理论”，桂林的汉人也不可能是壮族人汉　化过来的。
综上所述，桂林的绝大部分汉人不可能是由“僚人”转化过来的。
>>此前更久远的唐朝，少数民族占的比例就更多了。<< 
更多？多多少？
早在公元１４０年的汉代，岭南的汉人（那时没有区分两广）人数就多达约208万人。即便还是按民蛮人口比例１：９来计算，岭南的少数民族就多达1872万人！这比现在的壮族人口都还要多出好几百万人。而同年的全国汉人人口也才4,915万人。1600年前的岭南地区，与中原各地相比是非常落後的，居然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这可能吗？何况当时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处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阶段，其生产方式、生产力、经济状况、医疗卫生等各方面与汉族比都十分落後，怎麽可能如此繁荣昌盛？
就是现在的广西，少数民族人口也只有1721.10万人，在广西的一些汉 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尽管面积很广，但人口也还是不多的。
>>你所谓的思想工作有那么大的能力，把不会讲壮话的“绝大部分汉族人”一工作，就会讲壮话了？荒唐之极。<< 
在骂别人是“荒唐之极”前，请先查查相关史料，如何？不然，只会让人认为您这是在无理取闹。对了，就是那思想工作，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到了的，划民族成分，有时是整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都一刀切的。所以，尽管汉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大量移居广西，至今却有一些县的壮族人口多达90%，甚至99.71%。

比方说，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本是明代才从广东移民到广西容县，经平南，明末清初移入桂平的客家人，但据说因为也是“讲僮话”，所以就把他划成了僮族，尽管他死去已有百年，尽管他生前并不认为自己是壮族。把汉人韦昌辉划成壮族，连他的思想工作都没有做，不是照样划了？呵呵。
满清时的两广总督陆荣廷，旧桂系领袖，武鸣县人陆荣廷，就明确以汉族正宗自居，辛亥革命时，声称自己是“屈身于异族”，痛斥“满虏之残暴”，还曾写了“天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这样一首充满汉民族意识的诗，还在《应行照办者十四条》中规定，年月采用黄帝纪年。可在五十年代初划分僮族後，居然也给死去多年的他重新划分民族成分，将这样一位具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人从汉族中剔出去改成了“僮族”，还成了“壮族的著名历史人物”。当然也没有给他做思想工作。 
如果说讲壮话的就是壮族人，那不会讲壮话的，就不是壮族人了？总不能说，讲壮话的是壮族人，不会讲壮话的还是壮族人吧？那样一来，横竖都是您有理了。
其实，由于和少数民族长期杂居的话，会讲少数民族的话，并不希奇。“讲僮话”实际上就有会讲僮话的汉人的意思，也叫“鸡母僮”。所以，用会不会讲少数民族语言，会不会讲僮话来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是不正确的。
宋代之前入桂的汉族，虽然人口众多，甚至总人口可能超过了当地土著，但因大都不是集团地、成批地进入广西，因此大多数汉人不得不土著化，他们的语言中就必然参杂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成分。又由于各地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因此就形成了各地的方言，也就有了现在各地的“壮话”。若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壮话的语法都跟古汉语的一样，绝大部分语音、语调也跟古汉语相似，大部分词汇也跟古汉语、甚至跟现代汉语方言相似或相同的现象了。就像美国，尽管早期就在美国的安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人们现在所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已经不多，但因为大部分其他美国人不是一下子就进入美国，而是分散移民美国的，去一批被“融合”一批。因此，即使後来的移民总数远远超过了自殖民地时代起就祖祖代代居住在美国的原籍英国的人们，但现代美国的主流文化、主流道德价值观等等依然都是当初的那些美国人所创建的，甚至大多数美国人的语言也依然还是英语。
但如果是以屯田、留戍、或成批量移民等集团迁入方式进入广西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就不可能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了。
>>壮族为什么要自称是北方汉族移民的后代，先问一问迈克杰克逊，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黑皮肤弄成白色的。<< 
这个问题，只能请您去问您家祖先们而不是先问一问迈克尔杰克逊了。
对了，你们村子里有祠堂吗？去看看祠堂，也许您就知道你祖先来自哪里了。当然，你非要说那不是你祖宗，我也没有办法。
迈克尔杰克逊好像只会说英语，美国的大多数人也是白人。僮族地区也是这样吗？大家都说汉语？当地人大都是汉人？你们不是说明清之前，不但广西，整个岭南地区都遍布“僚人”的吗？
还有，就连由壮民族意识比较强烈的人编撰《壮族通史》都不得不承认：至今，在壮族民间，仍有“壮族外来说”，“壮族是汉人土著化”等说法。
>>“很早就有汉人居住”为什么不是土著的？哪一个民族的人口多？一个只会唱客家山歌的刘三妹能和壮族对歌吗？客家人“宁买祖宗田，不买祖宗言”，她不会改说壮话了吧。<< 
倘若只是壮族才有刘三姐传说，那是可以说刘三姐是壮族的。可问题是，正如上次提到过的，有刘三姐传说的地方，除了宜州等极少数接近汉族地区，很早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地方外，绝大部分都是汉族地区，甚至还有广东的客家地区。倒是那些远离汉族聚居、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桂西南的一些地方，反而没有刘三姐的传说。这个事实不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刘三姐为了传歌，当然可能会学当地方言，可这并不等于她就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啊。

再说，因为当时的少数民族非常喜爱她和她的歌，把她当作自己人，即“我们的三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既然把她当成了自己人，自然就会流传一些她和自己对歌的传说了。这和日本人喜爱中国菜而把中国菜改成适合日本人口味的“中华料理”是一个道理。
不过，把她当成自己人只是那些人的主观愿望，不等于她就成了少数民族。如果有壮族人喜欢刘少奇，而把刘少奇称作为“我们的主席”，刘少奇是不是就成了僮族人呢？
>>如果族谱的记载可以取代正史，那么二十四史早就可以烧了。哪一家的族谱不是美化自己的祖先，哪一家的族谱不是用汉字写的，哪一个汉字不是从中原传入的。<< 
族谱只是记载自己祖先的情况，不是记述整个中国历史。怎麽能用族谱取代正史，还说出“二十四史早就可以烧了。”？
美化祖先，跟认错祖先，可是两回事。汉字从中原传入，并不等于也要把自己祖先写成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啊。
当然，如果您非要认为您家祖先认错了祖宗，您家祠堂、宗庙供奉的祖先们不是您真正的祖先们，我也没有办法啊。建议您赶紧把您家的祠堂砸了，族谱烧了，也别再上贡祭祀那些实际上欺辱过您的真祖先的假祖先了。
唐代龙川县（如今该县人口的95.8%都成了壮族）进士韦昌明就说：“秦徙中县之民（即中原各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凡三十五代矣。”（《全唐文》卷816）自然他们的後代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划成“壮族”。说不定他那些现在的後代，也跟现在一些壮族人一样，说自己的家谱是祖先们伪造的，是为了避免民族歧视而不得已才认了个汉人为祖先的呢。
汉代，山东青州人黄万定随马援军南下，留家合浦，其後裔世代充当溪洞首领。既然是溪洞首领，他的後代当然也被划成了僮族。他那些现在的後代，说不定也跟现在一些壮族人一样，说自己的家谱是祖先们伪造的，是为了避免民族歧视而不得已才认了个汉人为祖先的呢。若真是如此，那他那些现在的後代们也就太数典忘祖，欺祖灭族了。
>>假如他不承认“僮族”这一民族称呼，通过哪一点又可以证实他是汉族？他自己承认就可以了吗？把广西省西部地区内的十分复杂的族群统统划到了新民族“僮族”旗下有什么不可以？广府人、东北人、中原人不是一样划到“汉族”名下。<< 
这就是你的孤陋寡闻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的确是根据个人的民族认同确定其民族成分。就连前南斯拉夫也是这样的，民族成分完全是根据个人申报，美国在人口调查时，也只分白人、黑人、亚洲太平洋人、印第安人（含埃斯基摩等先住民）、拉丁美洲人，但就是这几个项目，也是个人自由申报的。
所以，如果“他不承认‘僮族’这一民族称呼，”而假设他认同自己是汉族，他就不是僮族人而是汉人了。
我没有说过不可以把广西省西部地区内的十分复杂的族群统统划到了新民族“僮族”旗下。否则我不就是在反对中央的做法了吗？我只是阐述一下民族划分的那段历史，请不要太敏感。
还有，无论是广府人、东北人、中原人还是其他地方的汉人，都有着自己是炎黄子孙，是汉人这样的共同的民族认同，说的都是同样的汉语，用的都是同样的汉字，文化上也是大同小异，又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也是大同小异。所以完全符合同一民族的标准。
也许您会说各地汉人的语言不一样。其实，“汉语方言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形成的。各地方言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现代普通话和各种方言都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对应规律”（摘自《音韵学基础知识》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语言学大师王力也指出“现代汉语方言也属于现代汉语的范围。方言也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实际上语法的差别很微，词汇的分歧不大，而语音又有严正的对应规律”。

这个结论太武断了。一些认为壮族族谱是伪造的壮族学者似乎也持该观点。
可这些学者想过没有，狄青活了多少岁？在广西呆了多少年？怎麽会有那麽大的本事，在滞留广西期间，居然能让“遍布岭南的僚人”（某现代僚人语）都改族谱，都认自己是汉人，而且狄青死後还不把族谱改回去，不但自己还继续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还告诉子子孙孙自己的祖先来自北方，还要建祠堂？还代代相传到今天？
就是搞强制同 化的日本，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还统治了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统治朝鲜近40年，但也没有这麽大的本事，台湾人、朝鲜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族谱改成来自日本本土，自己祖先是桃太郎，是日本人啊。
其实，狄青的作战地区集中在广西南部一带，作战期间也只是一年左右，结束後就离开广西了。所以，不可能推行强迫同 化政策，也不可能强迫遍布两广的“僚人”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汉族姓氏，在为了不忘祖先而编撰的族谱中也把祖先写成来自中原等地的汉族。
不但狄青没有这样做过，其他人也都没有这样做过，也不可能做到这点。
 
[ 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乡子在2004-11-20 15:49:53编辑过 ] 
本文仅代表南乡子网友个人观点，与汉文化论坛立场无关。
僚人家园斑竹的回帖
第二，有关刘三姐传说的地区，可以连成一片，且除宜山外，其他地区的壮族人口的比例都不高，甚至没有几个壮族人，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汉族聚居地区，而融水还是苗族自治县，其中汉族占47.09%，苗族39%，壮族只有13.91%。
以上是现代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刘三姐时代”的状况。
早在唐朝，广西的少数民族就主要分布在广西西部地区了。这从唐代划分的正州（汉人居多的州）和羁縻州（少数民族居多）的分布位置就一清二楚了。不但桂林，柳州，象州，来宾，邕州（今南宁），梧州，藤州，贺州，浔州（今桂平），横州（今横县），宾州（今宾阳县）等东中南部地区是正州，就连宜州，环州（今还江），古州（今三江），澄州（今上林），田州（百色的田东）等西部的一些地区也是正州。
这恰好说明设置为正州或者羁縻州，并非单纯以人口的民族成分来划分。例如今天的上林仍绝大多数人口为壮族，并且壮族文化根深蒂固。如果说当时澄州是汉人居多的正州，现在上林的壮族都是后来迁入的，则不符合当地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的特点。
另外，桂北地区的一种汉语方言，即平话，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汉族入桂时期。它和桂南地区的平话的使用者，加在一起大约有300-400万人，是广西现代壮族人数的1/3强。就按这个比例往上推，在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光讲平话的，就应该有不少。另外，桂南桂东还有大量讲白话，客家话的。这麽多的汉人在广西，更别说广东了，怎麽可能还会有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的事情？
平话的使用者，并非以壮族为主，为什么要说占“广西现代壮族人数的1/3强”？。再者，以现在语言使用人数“按比例往上推”，显然无视了历史上广西语言传播的特点。由此得出唐代汉人在岭南的数量，其荒谬可想而知。
庙宇是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宗教习俗，说它“当然是汉文化”，并试图由此证明“有刘三姐庙，所以刘三姐是汉人”，岂不是很荒谬？按这种论证方式，恐怕雅典娜、释迦牟尼、耶稣都要被说成是汉人了。
僚人和汉人接触的历史非常悠久，受汉族文化影响也是众所周知，但并不等于凡有汉族文化影响之处，就可以将其民族属性定义为汉族。如布洛陀庙、莫一大王庙等，即存在于僚人文化中而非汉文化中。 

关于岭南民族史以及刘三姐族属等若干问题的答复之四
>>僚人家园斑竹的回帖：以上是现代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刘三姐时代”的状况。<< 
怎麽就不能说明？如果刘三姐真是少数民族，为什麽唐代羁縻州的地区，甚至直到清代乃至民国时代仍是土司统治的少数民族居多，汉文化色彩较淡的地区就没有或极少这样的传说，反而在汉人居多，汉文化色彩浓郁的地区就有这样的传说？这个问题，该“僚人”还是没有回答啊。
对了，南朝陈时，“岭南狸、獠世相攻伐”。直到宋代，“其州原有狸獠二种，言语不同，偶月为婚，不知礼节”，也就是说狸与獠还是两个不同的共同体，请问，刘三姐是狸人，还是獠人？刘三姐也是“不知礼节”的“狸或獠”？还有，狸獠人是偶月为婚，可不是抛绣球啊。
而历史上的“獞”，还有史料表明它是在明代才从外省或与外省接壤的桂西边境等地迁入广西的史料（後述）。
>>这恰好说明设置为正州或者羁縻州，并非单纯以人口的民族成分来划分。<< 
这话说明该“僚人”连何谓正州何谓羁縻州都分不清楚，还谈什麽？建议该“僚人”先读点历史书，再来讨论。
>>例如今天的上林仍绝大多数人口为壮族，并且壮族文化根深蒂固。如果说当时澄州是汉人居多的正州，现在上林的壮族都是后来迁入的，则不符合当地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的特点。<< 
今天的上林县的壮族占绝大多数，正是该“僚人”说的“现代的人口统计数据”，因此不能说明唐代的情况，甚至不能说明建立壮族之前的情况。现代壮族中，究竟有多少是由汉族改过去的，以及有多少是汉族与僮族通婚後选择了僮族民族成分的，也是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呢。
人类社会学者周大鸣举的一个例子也很说明问题：“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的一个村，40年前人口是以汉族为主，藏族仅30%，现在已变为藏族为主达90%，因为藏族是主体民族，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优惠”。解放後，大量汉人改变民族成分的现象在全国都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上林县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再比方说，内蒙古不少地方原是汉人聚居地区，许多地方的古地名都是汉式名字，但後来蒙古族南下，占据了内蒙古，就变成了蒙古族地区。历史上的朝鲜也是如此。与辽东相连的、以平壤为中心的乐浪郡，还有带方郡，历史上长期就是汉民族聚居地区，但现在却全部是朝鲜人。
其实，历史上，因各种原因，一个地区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是常有的事情。可惜这位“僚人”没有这点常识。
历史上，不但从与云贵接壤的广西西部边境地区，就是从外省迁入广西的僮族都有不少。
比方说，《永宁州志》明确记载，“今之里獞，非其土著也。先是柳庆岁大饥，有奸民者，招诸猺（獞），就栗千计，继而种落蕃衍，逐驱屠居民，雄踞其境”，意思就是今天这里的獞人，并非土著。因柳州府、庆远府发生大饥荒，有奸民（指狡猾的汉人）招徕猺（獞），还供给他们粮食。这些猺（獞）人便在当地住下了下来，人口也因此繁衍起来，于是便驱赶和屠杀当地汉民从而占据了当地。 
还有柳州府庆远府边境地带的当地汉民招募獞人迁入该地耕种，并让獞人为他们抵御猺人的袭击。獞人迁入後，时间一久，就和猺人勾结起来，侵占边山地区的汉人良田、掳掠汉人子女、掠夺汉人财产家畜，结果其人口占了当地多数的记载 。《粤西从载》云：“初柳庆边山居民，苦于猺寇，募獞人耕种，且以御猺，久之，獞与猺通，逐通民田产，掳民子女，掠民财畜，危害尤甚。今考居宜山之边境与隶各州县者，此种为多。”
例如，明隆庆三年（1569年），广西汉人张翀在题为《乞处广西地方，并甄别两广人林疏》的上疏中提到獞人乃从贵州迁入广西西南地区，继而繁衍壮大，占据地盘，危害当地：
　臣本广西人，目击本省之害，州县残破，人民游离，欲呼号阙下以就乡井
　之危，非一日矣。（中略）臣请言广西之害，广西自秦汉以来，只有土人，

土人皆不为盗，为盗者獞也。獞人入粤西（粤西指广西），自国初开始（即明初开始）。 　国初取贵州之地而府卫之，刘南征之兵而屯田之，贵州之夷，势不能敌， 　其大伙名獞家者，相率二万余徒，徙於广西之西南界。此獞人入粤西之始 　也。当是时荒山茂林，聊以匿命，岂谓生齿日富，逐盘踞占害，使州县 　不保，如今日然哉。 这些倒印证了山谷的“一个网友东兰三石”还要告诉我的那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前在广西这边汉族从北方迁移过来的话，都要被壮族排挤到深山老林里头，能做水稻的地方，就是我们壮家讲的侗场，大都是壮人住的”是事实。呵呵。 同时也说明该僚人说的“今天的上林仍绝大多数人口为壮族，并且壮族文化根深蒂固”并非一定就能反映古代的情况。 还有不少史料清楚地记载着獞人从外省迁入广西的情况。 例如，湖北獞于明初从贵州迁入广西的史料： 　国初有湖北獞者，由黔中入柳桂，性剽悍，其後党类日滋，浸肆侵剽， 　村落之间，几无宁宇。（明万历《广西通志》） 明代弘治年间才从湖广迁入广西的史料： 　湖北獞，原自湖广靖州，由怀远流来，浸没古田境土，与南獞异，弘治 　年间，来本县，杀逐良猺，并有其土。（《粤西丛载》） 明代从湖南迁入广西、再扩展到广东的史料： 　獞。性质粗悍。自耕而食，又谓之山人。出湖南溪洞，後稍入广西古田等县， 　佃种荒田，聚种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逐蔓延广东。其初来，尚 　以听招名色，佃田纳租，与猺人种类不同，时相仇杀，有司及管田之家， 　颇赖其力，以悍猺人，及後势众，亦与猺人无异。（嘉靖《广东通志》） 有关獞人入桂史料的做成时间，大都在距离獞人入桂时间不远，可说是同时代的原始资料，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文化差异，我前面已经说过，文化差异究竟到怎样程度为止，就是同一民族，或者说就可以区分成不同民族，经常基于很主观的判断。所以，究竟什麽才是“壮文化”，确实是个难问题呢。 再说，现在壮族有的东西，古代汉族不一定就没有。即便是没有相同的，恐怕也是大同小异。例如“唱山歌”，汉族很早就有了的，并非是你说的“唱山歌本来就是我们壮族的一种文化”。至于“抛绣球”，古汉族有没有，我尚未弄清楚，不敢断言，但如果一个绣球，就成了区别于汉族的“壮文化”，就忽视在更多方面的相同性，就太肤浅了。“抛绣球”不过是一个爱情表达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表达爱情，和用绣荷包方法表示爱情，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大同小异”。况且，各地壮族也有不同的文化，有的地方不一定就用抛绣球的方式，那是不是可以说那些地方的壮族人，就不是壮族人，其文化就不是壮族文化了呢？ 反过来，现代壮族有的文化，古代就不一定有。比方说，唐宋时代，狸人也好，獠人也罢，不但言语不同，还有偶月为婚的文化。请问，这就是您说的上林县那“根深蒂固的壮族文化”吗？如不是，那现在的“壮族文化”就不能说是“根深蒂固”的了。 我去过上林县，感觉它跟其他汉民族聚居的地方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对了，在上林县现在已经成为“壮族聚居区”的地方还发现了唐代高宗永淳元年（公元６８２年）的石碑。是当时的“岭南大首领□州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官”韦敬辨建造的。 上面刻着： 　　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颂曰，皇皇前祖， 　　睦□後昆，上祢京兆，奕叶高们，流派南地，盖众无论，遍满诸邑， 　　宗庙家存。其一。世世相习，意也不难，乡土首渠，民众益欢，文 　　武全备，…庶男志壮，妙女更极，人皆礼仪，俱闲秽色。…咸统区域。” 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当地首领就是祖籍中原、流派到澄州（今广西上林县）的汉人，而且还有着“人皆礼仪”这样浓郁的汉文化（------须知华夷分辨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礼仪，它是汉文化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才有“狸獠二种，言语不同，偶月为婚，不知礼节”的史料记载）。这也说明在唐代，中原文化就已在上林根深蒂固了。

>>平话的使用者，并非以壮族为主，为什么要说占“广西现代壮族人数的1/3强”？。再者，以现在语言使用人数“按比例往上推”，显然无视了历史上广西语言传播的特点。由此得出唐代汉人在岭南的数量，其荒谬可想而知。<<  这就是该僚人理解上的错误以及缺乏历史常识的问题了。我提到汉语方言平话的使用者人数，就是为了说明唐代广西就有不少汉人。 因为平话的形成时期比较早，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汉族入桂时期。如果正如《僚人家园》的“僚人”说的那样，唐代的岭南遍布“僚人”，汉人人数很少的话，被“撩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这些汉人中的大部分肯定只有被“僚人”同 化的命运，而不是“僚人”被这些汉人同 化。而後来迁入的汉族，由于集团定住，人口众多，又拥有较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当然也难被平话者同 化，大都应该是讲当时的汉语，倒是操平话的汉人有可能被後来汉人同 化转讲後来汉人的语言、例如桂柳话。 所以，用现在的平话者汉人数跟“僮族人数”比例来看唐代的民族人口比例，应该还是过低评估了当时的汉人人口比例的了。 由《旧唐书》可知，贞观年间岭南的户数为357348，这个数据比五百年前的汉代的51万户都少了约15万8千户。因此，不存在或极少有因为少数民族变成汉人而导致新增“汉人”的可能性，贞观年间的绝大部分岭南汉人依然是汉代汉人的後代而不可能是由“狸獠”等少数民族汉 化而来，除非汉代的绝大部分汉人都死亡或者迁移别处了。但这不是事实，因为从汉代到初唐，岭南地区并无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其次，如果汉代岭南的绝大部分汉人都死亡或者迁至别处的话，岭南就成了“狸獠”的天下，这样一来，包括大字不识的汉人都几乎没有了，还能有那麽多的教师去让多达357348户人家的“狸獠”人放弃自己的母语、风俗，转而讲汉语、习汉俗，变成汉人？ 就算如《僚人家园》的“僚人”所言，贞观年间的岭南遍布“僚人”，那就按民1：蛮9的比例（用蛮占90%来作为岭南遍布“僚人”的指标，应该是算低的了，用99%恐怕才贴切，呵呵）计算，蛮的户数就高达321万6132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岭南地区在全国属比较落後、土地也尚未开发，非常贫瘠，不适合人类繁衍的地区，而当地少数民族也大都处在刀耕火种，生产力极端原始落後的时代，怎麽可能会如此“繁荣昌盛”？倘若当时就是如此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中原的汉人早就大举进入了。 再说，贞观年间，整个中国的户数也不过304万1871，怎麽可能在岭南一隅，少数民族的户数居然会比整个中国的户数还要多出17万有余？ 所以，所谓的唐代整个岭南都遍布僚人，以及岭南汉人为“僚人”汉 化而来的说法是经不起考证的。 贞观之後又过了百年，到中国最繁荣，唐代人口达到顶峰的天宝年间，岭南的户数为352119，与贞观年间的357348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少了五千多户。这也说明所谓的岭南汉人为大都为“僚人”汉 化而来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唐宋以前的汉人，还是被当成少数民族的多。例如冯弘本是北燕人，後率众乘船渡海归宋，其子冯业定居岭南，梁代时，其孙还被任命为罗州刺史。其曾孙冯宝还是高州太守。五代皆是纯粹的汉人。但因冯宝跟“越人妇女”结婚後，其孙冯盎就被现在的“学者”当成了“僮族”。其後代当然就更被当成“僮族”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唐代澄州（今上林县）韦敬辨，其自刻的石碑都证明他是汉人，其来源写的清清楚楚，而且“韦姓”也确实是中原望族。但因为当上了“岭南大首领”现在也被当成了“壮族首领” 。 还有东汉光武年间，伏波将军马援将军率兵南征交趾，事平之後，留兵今广西以戍边的青州人黄万定，其後裔就世代充当溪峒领袖。嘉靖《钦州志·溪峒》云：“青州人黄万定率马援军南下，留家合浦，其後裔世代充当溪峒领袖。”如果不被少数民族接纳，也就是说如果在文化习俗上没有少数民族化，其後代不但很难当上其首领，更难世世代代稳坐首领宝座。

其实，正如我前面列出的部分史料所显示的，獞人入桂反而比汉人晚多了。移住时期大都集中在明代。原住地有贵州，有湖南湖北，有广西西北部边境等地。可见，獞人并非是以同一地点原住地的。移住原因，有明初中央政府为一扫反明残余势力而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３０万大军进军贵州的影响，有汉人地主和统治权力机构关于民田、官田、屯田的招佃等等。
别说刘三姐传说产生的年代，就是到了明朝，东部地区并无多少“獞人”。有刘三姐传说的桂平县，《桂平县志》就明确记载“县内明代之前无獞人”。 
>>庙宇是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宗教习俗，说它“当然是汉文化”，并试图由此证明“有刘三姐庙，所以刘三姐是汉人”，岂不是很荒谬？按这种论证方式，恐怕雅典娜、释迦牟尼、耶稣都要被说成是汉人了。<< 
哈哈，该“僚人”的断章取义本事可真厉害。请该“僚人”再看看鄙人先前的帖子，看看鄙人是否只以庙宇是汉文化的特征，有刘三姐庙来证明刘三姐是汉人的？
用于祭祀的祠堂、庙，当然是汉文化的特点，而且有悠久的历史，怎麽是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宗教习俗？我已经说了，日本固有文化中没有这样的祠庙，蒙古也没有，西藏也没有，就连被“僚人”说成是同为“僚人”的泰国，也没有这样的祠庙（华人除外）。
你去看看你说的雅典娜、释迦牟尼、耶稣的“庙宇”，跟刘三姐庙是不是一样的？
>>僚人和汉人接触的历史非常悠久，受汉族文化影响也是众所周知，但并不等于凡有汉族文化影响之处，就可以将其民族属性定义为汉族。<< 
无的放矢了。我说了凡有汉族文化影响之处，就可以将其民族属性定义为汉族吗？
>>如布洛陀庙、莫一大王庙等，即存在于僚人文化中而非汉文化中。<< 
呵呵，如果是建庙祭祀，那就只能说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了。对了，你们不是说“啖人”，还有“西瓯人、骆越人”是你们祖先的吗？他们有没有建庙祭祀这种文化？好像没有吧？
“僚人”是不是又乘机宣传“民族始祖”了？可惜，别说泰国人、老挝人等也被算成“僚人”是否认同“布洛陀、莫一大王庙”，就是壮族，不也有很多地方的壮族人并不认同的吗？
对了，到底是让壮族人以“布洛陀”为祖宗，还是以“莫一大王”为祖宗？
还是让“布洛陀”留在百色的田阳县吧，要别人换个祖宗，会激化矛盾的。
不过，为了让各地“僮族”放弃炎黄或其他信仰，转而把田阳县的“布洛陀”当作自己的始祖，某些“僚人”正在“考察始祖起源”，并加强宣传攻势的现象，确实令人深思啊。
近代，世界上也确实有人造文化、人造始祖的现象，目的各种各样，有的是为了吸引游客，有的是为了凝聚民族，继而谋求独立，等等。当然，我倒不是说某些壮族学者捧出“布洛陀”就一定是想建立“僚人国”。这点，请不要误解。

呵呵。。。{:5_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