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将目光投向10年前，共同追忆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1994年4月7日，一场精心策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在卢旺达拉开了帷幕，图西族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即使是神圣的教堂也阻挡不住杀红了眼的刽子手，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孺在庄严的圣像前，惨死在现代化武器和大砍刀下。成河的鲜血和堆积如山的累累白骨，使卢旺达成为活生生的人间地狱。BBC的一名记者曾这样形容：所有的魔鬼都挣脱了地狱中的桎梏，来到了卢旺达。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50多万无辜的平民被杀，200多万人沦为难民。由于颠沛流离、缺吃少穿、瘟疫流行、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十几万难民死于非命。大屠杀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卢旺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瞬间倒退了许多年。
    图西族和胡图族已经在卢旺达共同生活了几百年之久。两族在长期的交往和融合过程中，错杂居住在一起，使用同一种语言——尼亚卢旺达语，信仰相同的宗教，奉行相同的习俗，通婚普遍，在19世纪末期已经初步融合形成了尼亚卢旺达族。胡图与图西两族可谓名副其实的手足同胞，何以会在20世纪上演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惨剧呢？

  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由来与根源
    卢旺达地处非洲大湖地区，由三个族体构成：特瓦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5%-1%，属俾格米人种，是最早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的居民集团，以狩猎为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社会边缘；胡图人占总人口的85%左右，属班图尼格罗人种，大约在公元初年自大湖地区西部沿赤道雨林北沿进入卢旺达，以农耕为生，他们排挤了大部分的俾格米人，成为主体居民；图西人占总人口的14%左右，属苏丹尼格罗人种的尼罗特支系，大约在13世纪后从尼罗河上游扩散到现在的卢旺达境内，以游牧为生，于16世纪建立了卢旺达王国，占据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19世纪末期，卢旺达尽管仍然存在着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并不带有多少种族的意味，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总体说来，胡图人与图西人在前殖民时期基本上能够和平相处，双方往来频繁，在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融合在一起。
    殖民者的到来打断了卢旺达自然的历史进程和民族过程。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卢旺达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889年后并入德属东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卢旺达成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1922年被委托给比利时统治。德国和比利时都对卢旺达实行间接统治，大力扶植图西人，使其充当殖民统治的工具，从而维持并大大强化了图西人占主导的社会体制，胡图人受到德、比殖民者以及图西人的双重压迫。为了使图西人的统治合理化，殖民者还处心积虑地编造“含米特”神话，宣称图西人属于含米特人，是更高等的种族和天生的统治者，在体质、头脑和能力上都远远地优越于胡图人和特瓦人。就这样，欧洲殖民者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人为地加深了图西人与胡图人之间的隔阂，并将两个族体之间的区分渲染上了危险的种族主义色彩，为日后撕裂卢旺达社会的族际对立和族际仇杀埋下了祸根。
    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浪潮冲击着非洲大陆，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口占据绝对优势的胡图人渴望借民族独立的春风，摆脱殖民者和图西人的统治，实现当家作主。而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图西人一方面不甘心放弃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担心作为少数族裔在胡图人掌权的社会中受到报复和迫害。一直宠信、青睐图西人的比利时殖民当局此时则改弦更张，决定支持“勇敢的胡图族人民”，将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一切罪恶和责任都推到图西人身上，图西人从殖民统治不可或缺的“好助手”转而成为压迫胡图人的邪恶的“含米特侵略者”。在比利时殖民当局明里暗里的支持下，胡图人举行起义，废黜了图西族国王，两族间发生了第一次大仇杀，数万名图西人被杀，大量图西难民流亡邻国。1962年，卢旺达在部族仇杀的血雨腥风中建立了共和国。
    独立后，胡图族完全把持了国家政权，对图西人实行报复和排斥政策，两族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当政的胡图族统治者为了缓解胡图族内部派系对立和社会矛盾，往往将图西人渲染为万恶之源，将其作为打击对象，其做法与当初德国纳粹为转移国内矛盾而迫害犹太人颇为相似。1963、1967和1973年卢旺达先后三次爆发部族间的大规模冲突，数十万人丧生，大批图西人被迫逃亡。据卢旺达官方统计，截至1990年10月，逃往国外的卢旺达难民已达50多万。
    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哈比亚利马纳在执政的20多年中谴责前任卡伊班达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重视发展经济，但民族和解与民族平等政策贯彻得并不彻底，几届政府的实权均由胡图人掌握，图西人的入阁往往只有象征性意义。卢旺达部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对待图西人的问题上，胡图族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存在着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较量，哈比亚利马纳受到强硬派的巨大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哈比亚利马纳对以图西族为主的难民回国的要求一直置之不理，对乌干达等邻国要求协商解决难民问题的建议断然拒绝。难民问题成为危险的隐患，最终在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在历次部族动乱中逃亡乌干达的数十万图西难民于1979年在乌干达成立了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1987年该组织改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打破部族界限，吸收胡图族和特瓦族难民参加，以争取国内外的广泛支持。爱国阵线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明确宣称：解决卢旺达难民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回国，武装回国可能是他们的最终选择。旅居乌干达的图西难民有不少人曾经参加乌干达现总统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队，指望穆塞维尼取得政权后帮助他们重返家园。他们当中颇有一批久经沙场的骁勇战士，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战斗力很强。
    大约2000名流亡乌干达多年的图西族难民武装人员在爱国阵线领导人弗雷德·卢维吉耶马率领下，于1990年10月1日拂晓自乌干达进入卢旺达，已秘密回到国内的一些难民纷纷响应，与政府军发生激烈战斗，从而开始了持续3年之久的内战。比利时、法国出兵干预，联合国、非统组织以及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卢旺达的邻国都出面进行调解。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与斡旋下，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与爱国阵线打打停停。在90年代多党民主化风潮的冲击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于1991年6月被迫颁布新宪法，决定实行多党民主，于1992年4月成立了包括原执政党在内的五党联合政府，爱国阵线也在其中。
    1994年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与布隆迪总统乘坐的专机在抵达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时遭到火箭袭击，两位总统同时遇难。火箭究竟是何人发射，至今仍未搞清楚。在两位总统遇难几小时后，胡图族强硬派的大本营总统卫队就同驻扎在首都的爱国阵线士兵发生激战。次日，图西族女总理阿·乌维林伊姆扎纳及3名政府部长被胡图族士兵绑架杀害，卢旺达局势骤然恶化。在清除了所有的图西族入阁人员之后，8日，议长辛迪古布瓦博宣布代理总统，卢旺达原参政五党组成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爱国阵线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并于9日下令驻扎在北部的主力部队向首都进发，战火遂从城市燃向农村，蔓延全国，一场两族大仇杀全面开始，谁也无法阻止。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卢旺达的大屠杀带有鲜明的种族灭绝性质，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组织的，决不仅仅是群众自发性的行为。在死难者中，虽然图西人占据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因不愿参与对图西人的屠杀而枉死在本族人手下的胡图人，不少胡图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在逼迫下违心地出卖自己的图西族邻居和朋友。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爱国阵线控制了卢旺达全境，夺取了政权，胡图人一族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

  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国际背景
    卢旺达内战的爆发固然是由长期累积的部族矛盾决定的，但如果没有外部干预以及国际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也不致酿成如此大规模的种族屠杀的惨剧。
    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与整个国际背景及大国的插手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党民主制风潮不仅未能给卢旺达带来民主、稳定和发展，反而导致严重的党争，加剧了内乱和分裂。美国和法国两个大国在卢旺达内战前后的表现颇为耐人寻味。法国在非洲有着特殊的利益，法国历届政府对非政策的核心就是维护法国在法语非洲地区的影响。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卢旺达处于非洲法语地区和英语地区的结合部，其邻国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是前英国殖民地，而布隆迪和扎伊尔曾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利时的非洲帝国梦破灭后，法国亟欲取而代之。从1973年起，法国一直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在卢旺达的内战中，法国始终是胡图族政府的忠实盟友，不仅在国际舞台上为其辩解、开脱，更为其提供军火，帮助训练政府军和胡图族民兵组织，这些民兵成为日后种族大屠杀的主要罪魁。1994年6月至8月间，法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实施了“绿松石”行动，在卢旺达西南部建立了一个占全国领土面积1/5的“人道主义安全区”，国际舆论对法国的举动颇有微词，爱国阵线认为法国借安全区之名掩护背负大屠杀罪责的前胡图族武装人员撤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卢旺达内战中一直保持低调，持观望态度，不愿过多介入。在爱国阵线控制了卢旺达2/3领土并宣布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法国的干预行动难以维继时，美国却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卢旺达新政府，并立即宣布派兵赴卢旺达执行人道主义保护的使命。与此同时，美国断绝了与前胡图族政府的外交关系，关闭其驻美使馆。在卢旺达重建过程中，美国慷慨地提供援助。美国的做法可谓一石二鸟，既可捞取人道主义救援的美誉，向卢旺达新政府示好，又不费吹灰之力地挤走法国，在非洲心脏地区取得立足点，坐收渔翁之利。美法等西方大国在非洲的争夺与渗透无疑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趋复杂。
    爱国阵线政府执政后接手的是一个被部族仇恨撕裂、又在内战和大屠杀中经济近乎崩溃、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国家。卢旺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民族和解措施。在新政府中，总统、总理和副总理三人均为胡图人。1994年7月20日卢旺达新内阁的首次会议上做出决定：取消注有部族出身的身份证，所有国民不再有胡图、图西和特瓦人之分，而都是卢旺达人。同时，新政府也注意缩小打击面，宣称由于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而应受审的胡图族极端分子不超过300至400人。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化解民族矛盾、实现卢旺达的长治久安，爱国阵线政府下决心彻底解决难民问题。在内战结束后的9年时间里，卢旺达安置和吸纳了大约200万1959年的难民以及350余万1994年的难民。对于卢旺达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小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卢旺达经济的恢复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卢旺达正逐步走向复兴和发展。
    种族大屠杀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它造成的巨大创痛和阴影却是难以抚平和消弭的。有关人士估计，大屠杀所带来的两族仇恨和心理创伤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消除。卢旺达政府的民族和解政策虽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国家也逐步步入正轨，但取消部族出身的身份证并不能一笔勾销长期族际对立和冲突以及数次部族仇杀所导致的裂痕。况且，图西人与胡图人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树欲静而风不止，目前非洲大湖地区的动荡仍未平息，布隆迪和刚果（金）都处于和平过渡期内，局势仍未稳定，尚存在许多变数，不能不给与这两个国家存在密切关联的卢旺达未来的发展与民族关系走向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