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问题不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问题，还与国际社会密切相关。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是影响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

  埃及与巴勒斯坦历史上的联系
    埃及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相接，是埃及通往东方的必经之地，在古时候就有密切关系。在中世纪，巴勒斯坦数度成为在埃及兴起的封建王朝图伦王朝（公元869-905年）、伊赫什德王朝（公元935-969年）、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71年）、艾尤布王朝（1171-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的辖区。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再次征服了巴勒斯坦，但在第二次土埃战争（1839-1841年）失败后撤离。
    埃及对当今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30年代。这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扩张密切相关。1936-1939年阿拉伯大起义时，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和阿拉伯主义组织积极动员公众支持巴勒斯坦人，1936年建立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华夫脱党前副主席哈米尔·巴萨尔在内的救济巴勒斯坦烈士高级委员会。而埃及当时的纳哈斯政府也开始注意巴勒斯坦局势。1938年，埃及内阁成立了巴勒斯坦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了英国1939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巴勒斯坦人穆萨·阿拉米作为巴勒斯坦代表参加了会议。1948年5月15日，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兵巴勒斯坦以阻止分治决议的实施，但遭失败。巴勒斯坦战争后，埃及一直管理着加沙地带，直至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1948年战争失败后，由阿拉法特等建立并领导的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允许存在的巴勒斯坦人组织。
    纳赛尔当政时期，巴勒斯坦成为他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领域。纳赛尔本人亲身参加过巴勒斯坦战争，执政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实现他恢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承诺。1954年，建立了开罗巴勒斯坦电台。在他的努力下，1964年1月召开首次阿拉伯首脑会议，阿赫马德·舒克里为巴勒斯坦代表，这是巴勒斯坦人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出现在阿拉伯国家面前。1968年，埃及允许法塔赫在开罗建立电台。次年，在埃及的支持下，法塔赫加入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从此当选为该组织主席。纳赛尔还致力于协调巴解组织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如调解巴解组织与黎巴嫩政府的关系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调停约巴冲突。   

　埃以和平与巴勒斯坦
    埃以单独媾和，被阿拉伯国家指责背叛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客观地说，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埃及在埃以和谈中试图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埃及总统萨达特曾多次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1977年11月他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称：“没有巴勒斯坦人，就没有和平可言。不承认巴勒斯坦人、不承认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直到1981年8月他最后一次访美时仍强调：“以色列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问题不是联合国242号决议中所说的人道主义问题，巴勒斯坦人应当有自己的祖国，而巴勒斯坦人则必须承认以色列在其边界之内的存在。”
    1978年9月埃及和以色列在戴维营谈判时，巴勒斯坦问题是双方分歧的焦点之一。萨达特坚持巴勒斯坦问题与埃以和平联系起来，而以色列坚决反对。正是由于萨达特的坚持，《戴维营协议》才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谈判作出详细规定，由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分三阶段对巴勒斯坦的自治、五年过渡期及最终地位予以谈判解决。在埃以缔结和约谈判中，萨达特再次力争把签订埃以和约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从1979年5月起，埃及和以色列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了十几轮谈判，但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埃及中止了谈判。
    与埃及的愿望相反，埃以和平并没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首先，埃及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立场各异，无法达成一致。与埃及单独和平，是以色列既定政策，它根本就不愿意让巴勒斯坦人享有其合法的民族权利。以色列还将与埃及和平当作分化阿拉伯阵营，为其在被占领土上行动提供更大自由度的手段。而埃及坚持谋求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进展，以摆脱阿拉伯世界对其背叛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指责，也将其看成是埃及这个阿拉伯大兄长对巴勒斯坦人这个阿拉伯小兄弟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巴解组织和约旦对戴维营协议的抵制。萨达特原以为，随着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其他阿拉伯国家将效仿埃及的行动，加入到和平进程中来。但出乎他预料的是，他原以为肯定会支持他的巴解组织和约旦却对戴维营协议采取了反对立场。约旦和巴解组织的反对，使原戴维营协议所设计的巴勒斯坦谈判方案无法执行。萨达特曾想以西岸、加沙巴勒斯坦人代表取代巴解组织来参加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但未果。随着埃及和巴解组织关系的恶化，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根据埃及、美国、以色列三国领导人的信件，美国仍是巴勒斯坦问题谈判中正式伙伴。但鉴于埃以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的矛盾已经危及到埃以和谈本身能否取得突破，美国总统卡特改变了原先支持埃及将巴勒斯坦问题与埃以和约挂钩的立场。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谈判时，卡特已将重心放在连任竞选上，对谈判重视不够。以后的里根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像其前任那样的全力以赴。缺乏外力，本来在这一问题上就分歧严重的埃及和以色列，丧失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埃及与巴以和谈
    穆巴拉克总统时期改变了萨达特时期埃及代替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谈判的做法，开始在巴以间充当调解人，促使双方直接谈判。在埃及的斡旋下，1985年巴解组织与约旦达成了联邦方案。1989年8月，穆巴拉克在访美时提出了《关于在以色列占领区举行选举的十点和平建议》。阿拉法特在和穆巴拉克会谈后接受了埃及的建议。以色列工党在原则上同意了埃及的建议，派该党领导成员、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宾赴开罗与埃及总统会谈，双方形成巴以必须对话的共识。但因利库德集团的坚决反对，埃及的计划被以色列政府拒绝。
    1993年后，巴以和谈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国际社会的努力，特别是埃及功不可没。如在奥斯陆秘密谈判期间，埃及安排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解组织高级官员阿布·马赞、阿布·阿拉在埃及一架空军飞机上举行秘密会晤。这次会晤使双方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使佩雷斯下定决心直接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巴解组织方面也认识到必须修改本方所设想的“斑豹计划”。在以色列提出《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的草案后，穆巴拉克立即分别与佩雷斯、阿拉法特会晤。在弄清以色列底数后，他否决了阿拉法特在加沙——杰里科之间建立一条“走廊”的要求，建议先接受该协议。在穆巴拉克的极力劝说下，阿拉法特接受了以方的计划。此后，埃及几乎参与了巴以双方所有重大谈判，开罗、塔巴、沙姆沙伊赫成为巴以讨价还价的主要场所。
    从上可以看出，埃及在巴以和谈中起到了积极的调解作用，是双方信任的“桥梁”之一。但与美国这个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主要外部力量相比，埃及的作用和地位是居第二位的。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又是对以色列唯一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是巴以双方都竭力争取的对象。没有美国的积极推动，巴以和平将难以实现。但埃及对巴勒斯坦方面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巴勒斯坦驻阿盟大使萨伊德·加马尔指出：“巴勒斯坦人信任埃及，没有它，我们将不能坐到谈判桌前。”此外，埃及还是巴以实施已达成的和平协议的重要推动者。穆巴拉克总统多次警告以色列，若不履行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1996年内塔尼亚胡执政后，对巴以已达成协议采取推诿政策，埃及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称若以色列在三周内不实施它与巴勒斯坦达成的协议，埃及将取消定于当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中东北非地区经济首脑会议。在埃及等国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不得不与阿拉法特会见并握手，承诺要推进和平进程。但埃及对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的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对埃及和美国的不同作用，埃及著名政治专栏作家穆罕默德·西德·阿赫迈德的论断是中肯的：“埃及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是鼓励巴勒斯坦人参加，而美国的作用是利用其力量影响以色列。”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巴勒斯坦方面的政策受制于埃及。在2004年6月，埃及公开要求阿拉法特进行改革，否则将不再保证其人身安全。出于压力，阿拉法特随后不得不发表讲话，表示要推进自治政府改革。在和谈中，巴勒斯坦方面的任何重大让步，都要得到开罗的默许或支持，否则将难以成行。在2000年7月的巴、以、美三国首脑会议上，巴以距离达成协议只有一步之遥。但就在这紧要关头，埃及领导人出来发表讲话，称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土地，任何领导人无权放弃。顾及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阿拉法特再三犹豫后，还是放弃了达成协议的念头，巴以失去了达成全面协议的良机。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事关整个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的利益，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巴勒斯坦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就埃及而言，巴勒斯坦问题是它在阿拉伯世界发挥影响的重要领域。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存在，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在阿以关系中的调解人角色就不会失效。因此，埃及在致力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又考虑对埃及的有利之处。这一矛盾充分表现在它的政策上。埃及既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但又拒绝给予居住在埃及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埃及公民资格，使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国籍、无公民权的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