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克利福德在《部分的真理》一文中曾展示了民族志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的不完全性本质 ，而这种本质不仅意味着传统人类学中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它同时也指向一种认识论层面上的困境，即异文化认知与民族志书写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地方性樊篱。但是这是否标志着百年以来的科学民族志以“参与观察”为基本原则形成的实践传统已经消解在修辞批评中，而建立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全景式人类知识图景是否仅仅是进化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妄想呢？回答显然为时过早。
　　民族志作为一种具体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不能回避这样的质问的。无论这种质问是德里达式的指向书写的形式层面，还是福柯式的指向书写的社会性层面，这种质疑都指向民族之作为一种追求直面事实的程式化认识方式本身。但如安格斯密特所言，无论后现代的讨论多么关注文本的隐喻、虚构并聚焦于书写本身，一个巨大的经验性的实践事实是任何讨论的起点，而且也可能是终点所在 。这一点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更是毋庸置疑，因为假如哲学或者历史的书写可以投入德里达式的异延之中，以在场性作为核心特质的人类学认知与民族志书写却因为知识生成的即时性与知识验证的直接性而天然无此权力。
　　正如格尔兹在其《地方性知识》 的终章才第一次提出“地方性”作为章名时采用的策略一样，地方性不是判决，而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实践的起点，即通过文化对话和细读，而非理论预设进行的事实面重建。人文学科一开始就把书写作为最重要的维度之一，但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民族志书写就以一种“在此刻” 的书写作为其根本性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同时继承了弗雷泽式古典人类学的全景性视野。“在此刻”与全景性作为一种文本标示是虚伪的，隐藏着话语的霸权，但作为一种认知态度却已经刻入民族志方法的内核，以至于任何批评都必须从民族志的事实面向出发。
　　自第一代科学人类学家将“在此刻”的实践姿态注入民族志方法之后，介入性的事实面向就成为在各种地方性知识中重构人类知识全景的基础。这种事实面不仅是制度的，也并不仅是艺术的或者所谓文化的，而是完全的，直接与人类生活整体相联系，并且以研究者的在场性呈现作为认知基础。所以，讨论民族志方法，正如讨论任何一种人文学科体系内的方法一样，直接意味着讨论它的事实性实践，这是民族志回应实验写作的基点，也是我们阅读和应用民族志方法的基点。以上这些是我阅读人类学作品的粗陋感受，希望不致大谬。
[1]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马尔库斯：《写文化》 高丙中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6
[1] [荷]C.洛仑兹 《历史能是真实的吗》郭艳秋 译 山东社会科学 2004年第三期
[1] [美]C.格尔兹  《地方性知识》王海龙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