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正式成形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它是女性主义研究视野扩散和融汇到大众传媒研究中的结果。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传播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别无二致。这些研究方法中，民族志的方法堪称重要一项。其对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特殊意义，需要首先从这一方法本身的来源和特点开始讲起。

　　民族志方法介绍
　　1.民族志溯源和特征：
    “民族志”(ethnography)（也有学者将ethnography译为“人种志”、“人种学”或“方志学”），就狭义而言是通过田野采集工作，对于一个特殊文化的记录与分析研究；就广义而言则是利用各种文献资料与文化实践的融合，来梳理出民族文化的整体内涵。其发源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学学者考察异民族文化时的实践。这种方法类型早期主要运用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之中。
    一般认为，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田野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创造了其后成为民族志方法体系核心内容之一的“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方法的三条原则，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结合其他早期的经典民族志作品，如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民》，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整治制度》等，可看出，传统的民族志研究，研究对象一般为异文化群体，这种群体通常较为封闭，现代化程度不高，很多尚处在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与研究者所处文化群相比），并因此形成了某种神秘色彩，引起学人研究的兴趣。而研究此类群体中人们的生活，需要研究者克服多方面的障碍，其中突出的一项便是语言。此外，传统民族志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投入较长一段时间（如，一年），与研究群体（“土著人”）生活在一起，以达到一种在近乎“自然”的状态下观察研究对象的目的。最后，通过一系列具体方法和工具、技术的辅助，研究者能够在“深描”的基础上，尽量客观地呈现他/她的观察所得，并给出自己的解释。
　　随着时代变迁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发展，民族志的内涵也产生了一定变化，比如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闭塞落后的异族群体，而是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但作为一种方法类型或曰研究视角，它所使用的核心方法——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是历久不变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往往是紧密结合的。
具体而言，一项民族志研究实践可以用多娜尔·卡堡（Donal Carbaugh）和萨莉·海斯廷斯（Sally Hastings）归纳的四个阶段来概括：
    第一个阶段是确立研究主题及其基本取向。在此，研究者要评估自己对于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所做的假设。例如，从事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值得进行人种志的研究，并且确定该项研究应该聚焦于传播当中哪些方面。比方说，他们会进一步假设衣服是意义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因此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所观察的行为的层次和种类。在上述的例子中，研究者应当确定衣服的穿着方式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下一步，研究者应对其所研究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化。在此，应该在文化本身所处的特殊语境内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读解。例如，当你发现许多青少年爱穿肥大的裤子，你就会把它理解为群体内从众和接受意识的一种符号。
    最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回头再看看他所运用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用具体的个案来检验它。例如，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肥大的裤子提供了又一个例子，证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会用穿着来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
    由于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它被认为是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或称定性研究方法。
　　2．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之争看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优点
    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质化/定性与量化/定量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两者呈界限分明的对立状态。从传播学领域来看，自传播学初创阶段开始，主流的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的方法，比如早期进行的各种效果研究。但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逐渐独立成型，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开始出现某种变化趋势，如民族志这样的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意义逐渐凸显。这一趋势，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转向”是一致的。
    何以传媒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会逐渐瓦解？经典民族志作品《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的作者——戴维·莫利——所提出的看法也许可以解释缘由。莫利指出，量化分析是一种分解性的尝试，所关注的是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很多时候却无法反映真实的情况。与此相反，民族志研究却可以补足这一缺陷，更加接近事物的本原。假如说定量研究呈现给人们的是细小的碎片，那么定性研究，在莫利等人看来，则可能呈现一种“全景”——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方法和“深描”功力，使得深入细致展现研究对象群体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可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取向的研究方法呈现出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非此即彼状态。事实上，无论是今日的学人还是往昔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挑选和使用上，多数都摒弃“抱住一棵树不放”的狭隘思路，而是具有相当开放和务实的态度，即善于在研究中根据需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工具有效结合起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也当如此。

　　民族志方法对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意义
    民族志方法对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具备特殊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是处在“第二性”边缘地位的、男权社会中的“异文化群体”。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千百年来女性在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无声/失语境地，使得想要明了或呈现女性和媒介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变得十分困难。而民族志的方法，无疑是各种研究方法中最适于打破这一坚冰的。
    首先，如前所述，民族志具有研究边缘及异文化群体的传统。民族志正是在对异文化群体的考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女性群体本身的特质和社会地位，就使其天然地进入了民族志方法的视野。
    其次，民族志提供了一种尽可能深入全面地展示某一社会群体经验的方式。所谓民族志方法的“精髓”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尽量争取在“自然”的情境下展开参与式观察。或者说，必须考虑到所设定或选择的情境，是否符合研究的主旨，是否能够达到研究所声称的目的，是否摒弃了那些影响研究效果的因素。二是分析研究必须关注特定的语境。也就是说，“在思考和研究中必须整合传播的环境和行为”如此一来，不但被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保存，潜藏在传播者、媒介、信息、渠道、受众这五个关节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也将得以考虑和呈现。仅就这两条来说，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便提供了其他研究方法所难以比肩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它保证了研究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客观性。
    再次，民族志善于揭示易被“女性群体”这一泛泛概念所掩盖的群体内（也许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在女性主义人类学成功地将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理念引入到民族志研究中后，女性主义研究者又在实践中拓展了观察视野，注意到了即便属于同一性别阵营，由于年龄、阶层、种族、所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女性个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是不容忽视的。通过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者能够细致入微地感受并传达此类差异，而不是将研究建立在空洞的“一般性”或“共同经验”的武断前提之上。

　　民族志方法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应用：取得的成果
    运用民族志方法，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对进入其视野的各种媒介文本，如广告、肥皂剧、妇女杂志、电影、罗曼司小说等类型展开了具体解读和研究。由此所产生的经典著作为数不少，比如多罗斯·霍布森（Dorothy Hobson）所著《家庭主妇和大众传媒》（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1980）：作者通过造访挑选出来的家庭主妇，记录其对于广播电视在她们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来研究媒介对于家庭主妇身份的工人阶级女性意味着什么，文章对文本和受众使用文本的方式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又如詹尼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所著《阅读罗曼司小说：女性、父权制和流行文学》（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1987）：作者调查和访问了俄亥俄州史密斯顿的一个女性小组的阅读模式，以此研究家庭中的女性消费罗曼司小说的情况，从中发现了女性受众对于媒介文本的抵抗性接收状况；与此相似，杰奎琳·波布（Jacqueline Bobo）所著《<紫色>：黑人女性作为文化解读者》（The Color Purple: Black Women as Cultural Readers）（1988）：通过检视黑人女性对根据艾丽斯·沃克尔小说《紫色》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反应，借鉴斯图亚特·霍尔总结的编码/解码模式，表明了“一个特定受众群体如何从主流文本中制造意义，并利用从主流文本中重新建构的意义为自己和群体获得权力”（p.93）；再如安·格雷（Anne Gray）所著《录像游乐时间》（Video Playtime）（1992）：作者探访了三十位不同阶层背景的女性，了解她们对于录像机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的看法，揭示了技术的不同性别模式：即技术在被人们社会性地和文化性地使用过程中人为带上了性别的痕迹。
    从国内来看，由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本身尚处在起步阶段，运用民族志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呈零散态势，尚未形成显著的学术影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于2007年5月开始了一项针对大众传媒在摩梭族女性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专题研究，这将是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
    概括而言，相比于传统民族志研究，女性主义对媒介的民族志研究达到了以下两方面的突破：首先，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关系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研究者对传统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过程提出了挑战，认为传统民族志方法掩盖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写作中客观、权威的学术话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对象看上去像“他者”。女性主义人类学则首先承认民族志的不完整性，注意将研究者田野调查的经历反映到民族志写作当中，注意展现被访者的动机及与自身的关系。其次，女性主义研究者独特的身份自觉，使其民族志撰写过程同时也成为检视、反照自身的过程，成为创造和探索“女性写作”的实践。

　　总结：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民族志方法的特点、民族志对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意义、已取得的学术成果几方面来判断，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媒介与女性研究将是前途广阔的。在此需要提醒和补充的是这种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如《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一书引用拉德威的话指出的，“我们中那些转向人种志方法的人想要理解特定的社会主体如何与文化形式发生互动，但却专注于单一的媒介或类型，仍只是从一个非常有限的场域出发。……结果，除了经常强调的那一点之外，其他的文化决定因素要么被物化了，要么被完全忽视了……”也就是说，单一媒介效果研究，在今天这样一个多种媒体交互作用于人群的时代，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场景当中，是具有以偏概全或者一叶障目的危险的。即便是媒介整体效果研究，也应当考虑到影响一个群体思想和现实的其他潜在因素。这对以“亲身参与”、掌握第一手资料、“全景”呈现而著称的民族志方法而言，尤其值得注意。其次，作为研究成果的文本，从它生成，到最后呈现于读者面前得到阅看，这一过程当中产生了三层解读：一是研究过程中被访对象对自己言行的解读，二是研究者通过解读，而后才能将被访对象对自身的解读呈现出来，三是读者对前面这种“解读之解读”的解读。如此繁复的解读过程，必然伴随着意义的扭曲、变形或者缺失，需要无论是研究者、受访者，还是阅听者，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和反省。

注释
钟宗宪：《“图腾”理论的运用与诠释》
http://www.shezu.net/666/dispbbs.asp?boardID=8&ID=912
转引自：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序》P9

吴飞《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吴飞《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P212

白志红《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2006年7月19日

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P229

参考资料与书目
1. 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2. 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3. 陈庆德等《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
6. 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7. 蔡骐、常燕荣《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8. 常燕荣、蔡骐《论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期
9. 郭建斌《“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实践话语》，《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10. 吴飞《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11. 吴飞《民族志讨论导言》，传媒学术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855
12. 杨圣敏《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光明日报》2003年6月17日B4版
13. 白志红《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4. 方刚《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人类学杂谈》，女权在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