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取向，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比如以“社会影响论” 为指导的实证研究，研究重点在于人对技术的使用，研究者就需要分析技术的使用情况，怎样因人的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收入等不同而有所变化。同样，如果理论取向不是“社会影响论”而更偏重于互动论，那么研究的方法应该能够揭示互动的过程及前因后果。在实际操作中，这往往需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如定量的抽样调查，定性的案例分析、深度访谈、民族志，文化分析中的话语分析等等。定性的互联网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方法是 “虚拟民族志” (virtual ethnography)。在“虚拟民族志” 中，网站代替了传统民族志方法中的“田野”，成为研究者“蹲点” 的地方。但网站之间充满互动与关联，在一个网站做 “田野”研究显然不能充份揭示互联网的网络化特征。鉴于此，笔者曾提出“游击民族志” 的概念，认为互联网的研究者，要具备游击队员那样的机动灵活性，去追踪琢磨不定、关系复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研究目标。[1]这个概念的提出，受到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多址民族志” (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的启示。[2] “多址民族志” 方法在媒体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环境问题研究、移民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领域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对于我国互联网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很有借鉴价值。
　　美国人类学家马库斯曾对“多址民族志”的方面法做过较全面的总结。马库斯提出，在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中，研究者往往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 (如某个部落或乡村)做长期的田野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全球化时代显得捉襟见肘。全球化造成了人口、信息、商品、文化等多种流通。即使是偏远的小地方，也与外界甚至国际社会、文化、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全面研究某一特定地点的社会文化，必须超越“单址的” (single-sited) 民族志方法，从多角度去追踪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它们背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变迁。
　　马库斯根据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归纳分析，发现进行“多址民族志”研究，可以追踪六种研究对象。一是追踪人。比如研究跨国移民，即可追寻移民的国际行踪，研究他们在运动过程中与母语国与移入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追踪物。这方面研究较多的是对所谓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商品链的追踪。比如通过对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性传播的追踪，可以揭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在全球化时代的潜规则。第三是追踪隐喻(metaphor)。马库斯用一本研究免疫系统的人类学著作,来说明追踪隐喻的含义。这本名为<<灵活的身体>>的书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人的免疫系统的特征是灵活性，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企业管理、工作观念、甚至员工培训，也都贯穿着灵活性。因此免疫系统的灵活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灵活性的隐喻。作者用这个隐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第四是追踪故事或情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关于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研究。有学者发现，按照普通人的记忆所建构起来的历史，其情节与官方的历史有所不同。追踪这种根据社会记忆所建构的情节，可以揭示普通人民的能动性以及普通民众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复杂性。第五是追踪个人历史。这一点与追踪情节有类似之处，但更侧重个人经历，着重分析传记性资料。其优点在于通过对个人历史的陈述，挖掘结构分析方法所忽视的丰富的个体经验，从对个体经验的陈述中揭示宏观的社会过程。最后是追踪冲突。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涉及的人、事、地点、关系等等异常复杂，往往是跨国、跨地域的，如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例。从冲突的事件入手，广泛地追踪各方的人、事及所涉及的复杂的法律、政策问题，可以对冲突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做出明确的分析和判断。

[1] 见Guobin Yang,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25, No. 4(2003), pp. 469-490.
[2]社会学家布络维(Michael Burawoy)等提出的“全球民族志” 方法与“多址民族志” 有相通之处，但作为方法论，马库斯对“多址民族志” 的阐述更为全面。见Michael Burawoy, et al (eds), Global Ethnography: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