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夫，原名蓝成琪，出生在红水河边马山县一个山区瑶寨。五十年代中期就读于广西民族学院中学部时就开始写诗。中学毕业后，先在柳州读工学院，后转入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本科学习，先后以鲍夫、静海、柯捷、布伏特兰台等笔名在区内外文艺刊物发表作品。他的创作兴趣广泛，从诗歌、民歌、小说、散文、人物传记、电影文学的创作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民族艺术研究都有学猎，颇 有“杂家”味道，现已发表诗文数百篇（首），与人合作出版传记文学《李明瑞传奇》一部，总共达一百多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广西民族研究会会员。

鲍夫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和传记文学。

他的诗歌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文革”时业，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他以一个历经磨难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翻身解放的民族——瑶族的青年一代人的眼光，审视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写了大量诗歌，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歌唱自己民族的新生。其特点正如农冠品先生说的，他是“以朴素的、感恩式的、歌颂型的形态介入文学创作”，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十分明显的色调。”（《种子没有泯灭——评鲍夫的诗歌的创作》，载《广西瑶族文学评论集》）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历遭劫难的民族，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瑶族的祖先不断地受到迫害，一代又一代不断地被迫迁徒，在旧社会他们大多居住在崇山密林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式的生活。瑶族的历史是一部渗透了血与泪的苦难史。鲍夫，这个瑶族的后代，与他的民族一样是在苦水里泡大的。“雄鸡一唱天下白”，瑶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解放后，依靠共Chan党、解放军获得了新生，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共Chan党和人民政府。作为瑶族新一代的歌手，年青的鲍夫对自己民族苦难的过去与幸福的现在，有着切身的感受，怀着质朴的热爱共Chan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诗思自然喷涌，于是“感思式、歌颂型”的诗作便如红水河般滔滔奔涌了。

《水的歌》（《广西文学》1963 年6月）可以看作是他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

“绿绿的山，/清清的水，/绕过我的窗前，/弯过我的木楼背。

往年汲筒水，/想来还掉泪：/天刚麻亮爬上山，/晨雾纷纭后面追。

没入阴森的山谷，/野兽成帮心吓碎，/抹了九弯十个角，/心要跳出嘴。

再翻十个山头，/汲得一筒水，/回到家来，/月落西山背。

我的娘呀快快来，/女儿太累，/帮我捶捶腿，/帮我扯扯腿。

我的爹呀快快来，/流干了几斗汗水，/煮碗 水给我喝，/润润女儿肺。

山里瑶家姑娘要娶人，/山外人，见了吐口水。/只好啊，/帮爹娘背水，/一辈子受罪。

如今筑起碧玉湖，/白云端里流出清清水；/级级梯田像金砖，/直往天上堆。

乐得山外小伙子，/全往山里飞！/说道是——/山里瑶家姑娘美。

诗人的明快的语言，对比的手法，生动的形象刻画，抒写瑶山今昔变化，赞颂了瑶山的新生活，诗中洋溢着纯真的感情和对自己民族的理想追求。

其他一些诗，无论是写瑶山的大丰收《好啊，瑶山大丰收了》（〈〈广西文学〉〉1960年10月）还是写瑶山的“石头城”（〈〈石城〉〉，〈〈广西日报〉〉1963年8月22日），弯弯的“瑶山路”（〈〈瑶山路〉〉，〈〈南宁晚报〉〉1963年6月20日），或是从红水河上的笛声里唱出的“浪涛上的家谱”（〈〈浪涛上的家谱〉〉，《广西文学》1965年月1月）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这些作品或通过对旧社会、旧生活方式的控诉和否定，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描写，或借物寄怀，抒发了瑶族人民新生的喜悦，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记录下瑶族走过的历史过程，表达了瑶族年青一代的理想追求，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于诗人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不能不受到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环境、政治生活的影响，“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等等政治运动造成的氛围，过左的思潮，过左的政策，也都自然渗入他的创作思想之中，使他的诗作打上了那时代的创作思潮的烙印，诗作中出现有某些模式化、公式代、概念化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如农冠品在评价他这时期的创作时说的，“鲍夫的这些作品，缺乏瑶族的生活个性和民族文化的特征，也许，这是由于作者在创作时，受政治、政策的局限，不少诗成为一时一地的政治、政策的依附物，当某种政治、政策变化，“依附物也随之消失了。”当然 ，这在当时不是鲍夫一个人创作存在的问题，而是那个时期一代诗人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值得人们共同反思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是鲍夫创作空白期。那是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期间，与几个诗友自编自刻油印了两期“诗刊”被视为搞“地下刊物”而被迫离校返乡劳动，从此，走上了坎坷的人生道路。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割不断与诗的情缘，返乡后还不时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继续写诗。“文化大革命”以其汹涌浊流席卷了中华大地，波及到了鲍夫的瑶寨，从此，他便被扣上“搞地下刊物”“写诗反党”，“要搞瑶族共和国”等莫须有罪名成了“牛鬼蛇神”，监督劳教。在他这段正是创作的黄金岁月里，诗情被压抑了，从而造成了创作上的空白（“文革”后期偶尔也写一、二首应景之诗）。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当过教师，做过文化 干部，后来又当过县政协、人大领导职务，他在从教、从文、从政之余，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不甘寂寞，重新提笔，抒写下他对历史的反思，抒发他对振兴中华、振兴民族的激情。《崖上凝思》（《金城》1982年2月至3月合刊）就是他这时期较突出的反思作品：

山有多高？

云雾长年绕萦。

崖有多陡？

有如斧削，无处 鹰。

为了种行玉米，筑起“万里长城”，

为了填平咫尺宽的“大寨地”，挖空了千个垌场。

穷山恶水，地瘠民贫，需要找条出路，出路何在？出路只能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问丘陵、平原、山区、土坡土岭还是大石山区，一律平山造田造地，“为了种行玉米”，竟然要“筑起万里长城”，“为了填平咫尺宽的‘大寨地’”，竟然“挖空了”千万个垌场，这是何等的愚昧与盲目？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民族的重负！诗人在末了以凝重的情感发出了内心的呼号：

我抬头凝望山雾，

疑是当年万吨炸药化成；

我俯瞰怪石嶙峋的谷底，

还听到当年开山的炮声……

这是对“农业学大寨”的反思，难道不也是对我们民族曾走过的一段历史误区的反思么！为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理性地回顾。

鲍夫的《花匠吟》（〈〈农民之友〉〉1982年4月）有反思的内涵，但更为主要的是表达一种理性追求，他借“花匠”的命运，寄托了人民的一种追求与愿望。

那盛开的花曾被污水泼落过，

深信红水河总会澄清；

阳光经于过去，

春风吹开了满山金银。

有人说过，诗人的最高境界应当是诗人用最富有个性特色的艺术表现分式唱出最精深的哲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诗人只有以深邃的哲人目光、哲学意识去审视人生、自然和社会，才能扩大自己的思维视野，找到独特的诗意感受，创造出诗的最高境界来。鲍夫的〈〈花匠吟〉〉正起步向这个方向努力，使其诗作蕴含一定的哲理，有一定寓意让人思索，开始摆脱过去那种虽然朴素明快但迫于直露式的艺术表达方式。当然，要达到诗的最高境界，他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新时期以来，鲍夫除了写诗，还致力于传奇文学创作，近年已发表了〈〈李明瑞的青年时代〉〉（与人合作，〈〈广西日报〉〉1985年1月27日）〈〈南国——蛟龙——俞作豫传奇〉〉、〈〈张云逸传奇〉〉（与人合作，选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神州风雷〉〉）以及〈〈红七、八军总指挥——李明瑞传奇〉〉（与人合作，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等。

传记文学比较难写，革命领袖人物题材的传记文学更为难写，它要写真人真事，要求符合历史真实、事实的真实，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稍有差错，就会授人以柄，说你丑化领袖人物，歪曲历史。它既是文学，又要求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有必要的想象虚构，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否则，就与一般的记实性传记无异。但虚构想象又要适度，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违背历史事件和人物本身性格的真实。这就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受到较多的限制，不能象小说创作那样有幻想和想象虚构的广阔自由的天地。鲍夫执笔的〈〈李明瑞传奇〉〉却是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把记实性与虚拟性统一起来，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统一起来，使全书既有历史文献价值，又有文学的美学价值。

历史上的李明瑞，其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他小时候以燃竹竿去驱散斗牛的壮举中，就开始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敏和勇敢；中学时代就参加了反清和倒袁的斗争，袒露出他救民救国的胸怀；步入青年以后，就读于讲武堂，参加了北伐战争，屡建战功，成了赫赫有名的虎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李明瑞面临政治上的重新抉择，他凭着一腔爱国爱民的热忱，理智地审时度势，在1929年春夏之交，毅然通电不参加蒋桂战争，并下决心打倒桂系新军阀。他和国MIN党左派俞作柏回广西执政，在全国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坚持忠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真诚主动地要求共Chan党派干部来桂合作，他在邓小平同志的帮助下，逐步走向了革命，最后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担任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相继果断地平息了蒙志仁的龙州叛乱，指挥奇袭全歼贵州榕江县城的守敌一千余人；率部光复百色城。在红七军奉命北上，转战千里，又与邓小平、张云逸一起指挥部队，摆脱了强大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战役，为反围剿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1931年月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搞肃反扩大化，共Chan党李明瑞被诬陷迫害含冤而死，时年仅三十五岁。李明瑞光辉的一生，传奇式的经历，在这本书里都得到真实地反映，还李明瑞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写出了李明瑞一生的血和泪，爱和恨，理想和追求，写出李明瑞在前进过程中的 和呐喊，冒险和战斗，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斗争，特别突出写了他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一连串传奇色彩的感人故事，使这本书具有不可磨灭的史书价值，又可作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此书在艺术上，作者注意做到在重要的历史事实、人物活动、故事情节上基本忠实于生活原型的基础上，从塑造人物形象出发，大胆地融入想象和虚构，表现在对地理风物的描绘，人物心理活动轨迹的描述，人物思想性格的艺术再创造，某些情节的夸张描写，对人物的美化与丑化，都注意遵循人物性格逻辑，进行艺术性加工以增强文学色彩。由于作者在创作中能忠于基本事实又不拘泥于事实的真实，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应该指出的是，总体看来作品的文学性还不够浓，个别虚构也有失真之处，如李明瑞在遭到诬陷被害死的前夕，他坐在草地了低头沉思，内心为咆哮的大海在翻滚着汹涌的波涛，便回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写下的那段“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名言，于是一位完美的苏联青年近卫军战士的光辉形象便隐约地讫立于他面前的这段描写，就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奥斯特洛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1932年才出版，而李明瑞死于1931年10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鲍夫写诗，写传记文学，有时也写写小说。〈〈我和被我抛弃的人〉〉（〈〈马山文艺〉〉1980年1月）是他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坎坷的经历，不幸的命运，身心备受摧残，使他真切地体验了“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文革”酿就的民族灾难的深重，因此“文革”一结束，他不仅在诗里，也在小说里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我和被我抛弃的人》就是以满怀忧愤的心情写下的反思小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这一段苦难的历史，对十年浩劫进行声泪俱下地控诉和批判。

小说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一对男女从结合到离异的悲剧。 一个成了“四人帮”的狂热追随者，一个是与“四人帮”及其一类人作不屈斗争无名英雄。女主公钟丽雅是一个权欲极大的野心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狂热地起来“造反”，紧追风潮：组织“长征队”进行大串连，参加“造反派”当上“总司令”，把轰倒老红军墓碑当作“破四旧、立四新”，把地主家庭出身的老教师、班主任当反革命揪斗把热爱祖国的归侨教师艾丽丝夫妇打成暗藏特务分子进行捆绑批斗。钟丽雅成了“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帮凶和追随者，灵魂丑恶龌龊，为了实现向上爬的野心，不惜把丈夫打伤致残，拘捕入狱；指使红卫兵把艾丽丝夫妇往死里整……，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最后成了一个灵魂发霉，心理发狂变态的野心家。作者通过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一系列丑恶表演的描绘和批判，对四人帮及其帮凶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小说中与钟丽雅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则是她的丈夫柳盈香。柳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坚持正义，与钟丽雅一伙丑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虽然被妻子抛弃，屈打成冤，关入牢狱，离开女儿，命运凄惨，仍不改善良本性，坚持斗争，最终迎了明朗的晴天。“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与被钟丽雅杀害但大难不死的艾丽丝幸福地结合了，而钟丽雅则成了成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今天看来，无论是从小说的构思、人物关系的设置，情的发展，人物命运的安排，都没有什么特出之处，甚至还可以说是带有某种“伤痕文学”的“模式化”痕迹，但这是作者写于1979年发表于1980年初的作品，这对一个当时生活在边远山区，且是一直呆在农村基层的瑶族鲍夫来说，能写出这样具有强烈时代感、对“文革”否定的作品实属不易。

鲍夫除了文学创作，对民间文艺也颇有研究，曾写过颇有见地的瑶族民间文艺研究论文，如《漫谈瑶族兴郎铁玖舞》（《舞蹈》1982年2月）、《关于瑶族舞蹈铁玖舞》（《广西民间文艺选集》1984年5月）、《马山壮瑶师公戏唱腔》（广西文化厅戏研室编《师公戏音乐》1982年）、《师公戏音乐浅谈》（《民族音乐》1982年1月）等。其中《漫谈瑶族兴郎铁玖舞》一文还被译成英文对外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