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中华民族在和平发展的宏伟战略指引下扬帆奋进时，中华文化是我们满怀自信地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力量。　　少数民族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国家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005年以来，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回良玉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制定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科技事业，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丰富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同一时期，我国先后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已经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视野。

　　毫无疑问，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抓住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是我国各民族文化工作者的重大历史责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推出这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希望能够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未来发展的预测，引起全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关注和重视，进而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就与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提升民族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全面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经过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我国建立并发展了一套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一个适合于文化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摸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为各族人民群众打造了这样一个基础。

　　1954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有接受教育、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从事各类文化活动等权利，并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以及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受到更多的重视。1982年修订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内容。198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在法律上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在发展民族教育、民族语文、科学技术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等领域的自主权，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法律制度。

　　与此同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统筹指导，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中也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管理的专门机构。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设文化宣传司，负责研究提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卫生、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特殊政策建议，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文化部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设有少数民族文化处，负责文化部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虽然没有设置专门机构，但都以实施文化工程的方式在推动各自领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国家还根据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需求，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涵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保护等领域，以扶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为目标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家集中出台了一批重要法规和文件，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出台。2006年，《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2007年，《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等多项涉及或针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法规和措施密集出台。这些法规和措施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目标、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二）我国各级政府从财政方面积极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不断强化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差、各民族生活习俗差异显著的特点，国家在民族地区实行财政优惠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边疆建设专项补助”、“边境建设专项补助投资"、“边疆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边境事业补助费”等财政支出项目，用以资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些项目对于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民族地区经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从1994年到200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从461亿元增加到9144亿元，扩大了18.8倍，其中大部投向西部和中部地区。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在西部地区达到52.5%。

　　近年来，党中央还在多个重要文件中要求公共财政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西部地区“村村通”的建设给予适当的基建投资支持，对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五个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藏区的“村村通”工程运行维护给予适当的经费补助。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以公共财政支持本地区少数民族广播影视、文化、教育等文化事业的发展。

　　各级财政的积极支持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文教科卫的支出由289.8亿元上升到848.36亿元，分别占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的24.7%和2006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的22.7%。同期，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人均文教科卫支出由172元上升到480元，增长了1.8倍，高于全国人均文教科卫支出的增长速度，人均支出总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进入新的加快发展阶段。数据来源：《中国民族工作年鉴2001》，《中国民族工作年鉴》编辑委员会，423页，475页，北京，200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334页，42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三）我国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

　　教育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我国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采取了许多措施支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支持等。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时，还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优惠。国家还通过开办民族高等院校、在高等院校开办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班和预科班、在发达地区开办民族中学或者在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等办法，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多种措施的推动下，我国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共有高等院校167所，中等学校12695所，小学63149所，其中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15.2倍和23倍，小学数量比1952年略有增长，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在校生分别为113万、1245万，分别比1952年增加250倍、58.5倍。数据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532页。我国还于1985年和2000年，分别在内地开办了西藏班和新疆班，培养少数民族学生。2006年，内地西藏班和新疆班招生人数分别达到了3385人和3903人。少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通过各种措施培养少数民族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等各类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为23.9万人，全国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6.9%，均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极大增长。数据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534，664页。

　　（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就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各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经历了从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到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建成群众文化事业单位7423个，比1979年增长3.75倍。其中文化馆631个，文化站6710个，分别比1979年增加113个和4686个；图书馆数量达602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471个、博物馆190个，分别比1983年增加4倍和6倍。同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有剧场和影剧院164个，表演艺术团体538个，其中少数民族歌舞团66个，均比改革开放之初有大幅增长。数据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550～552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事业全面加速。2006年，民族自治地方共有各类广播电视机构589个，其中广播电台91个，电视台117个，广播电视台381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88.28%，比2000年提高了7.10个百分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2.35%，比2000提高了6.17个百分点。同年，民族自治地方用少数民族语言播出的广播机构和电视机构有120个和126个，分别比2000年增加18个和61个。数据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564页。在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形成了对外覆盖能力，为我少数民族文化的境外传播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越语播出，新疆电视台哈萨克语卫视频道实现了在哈萨克斯坦DTV电视台有线网内正式播出，内蒙古电视台的蒙古语卫视频道覆盖我国全境和亚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家部分地区落地入网。

　　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也获得较好的发展。2006，我国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5931种，6581万册，分别是1952年的9.6倍和10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杂志192种，651万份，分别是1952年的12.8倍和3.9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82种，11809万份，分别是1952年的4.1倍和4倍。数据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688页。

　　（五）各类全国性重大文化工程和重大文化活动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使民族地区受益匪浅

　　除了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常规服务外，我国还通过启动全国性重大文化项目和文化工程，投入专项经费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

　　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帮助壮、布依、苗、纳西、傈僳、哈尼、佤、侗、景颇、土等10个民族创制或改进了13种文字。在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余年来全国抢救、整理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上百万种（部、册、件，不包括各地整理的馆藏和寺院藏书），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孤本、珍本和善本，并公开出版了五千余部，数百种少数民族典籍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搜集整理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最终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等包括各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共计约4.5亿字。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组织了3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举行了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9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和3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骏马奖”评奖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全国性或针对少数民族的重大建设工程，着力解决广大农村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缺乏，群众看书报难、看电影电视难、听广播难等突出问题。1992年开始实施的“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自治区建成了一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受益的边疆各族人民达一千多万人。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到2005年底，仅在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5个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就解决了超过11万个行政村村民收听广播难、收看电视难的问题，大大改善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状况。2000年开始的“西新工程”实施后，西部民族地区的广播覆盖能力比过去提高了2.5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此外，我国还启动了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全国性文化工程。这些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文化工程在民族地区产生了良好的综合效应，切实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还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的安排，启动了“新疆、西藏、内蒙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工程”、“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培养工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工程”、“民族高等院校建设工程”等多项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全面发展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六）民族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业迅速发展，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新引擎

　　正在崛起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是新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兴起。既有壮丽的自然景观，又有丰富多样民族文化风情的民族地区逐渐成为国内外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进入新世纪，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具有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增长，正在成长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国际游客总量年均增长9.5%，国内游客总量年均增长16.3%，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3.1 %和24.8%。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国内外旅游总收入达1482亿元，人均838元。数据来源：《中国民族工作年鉴2001》，571页；《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510页。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大省（如云南、四川）的文化旅游业异军突起，在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变上开始扮演主角。

　　文化旅游业是产业关联度高、劳动密集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它为民族地区克服生态脆弱、环境容量较小、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相协调提供了新的选择。同时，它也为民族地区通过内容创新、表现形式创新、技术与服务创新等手段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快速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旅游产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引擎。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回顾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和成就，我们看到，这一历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分不开的；是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转型与发展分不开的；也是与世纪之交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观念发生重大转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内的各项建设事业踏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起点。因此，今天谈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有着不同以往的历史起点和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一）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主要任务，许多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在面临整体性转变

　　正像许多相关研究指出的，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真正起步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大约三十年时间里，在一个多数时间基本封闭的国际环境里，完全依赖于自力更生的方式建立起了大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化早期阶段只能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以自我积累的方式，压低国民消费水平，延缓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进度，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西部支援东部成为必然的发展路径。在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环境中，主要属于农村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的广大民族地区，长期担任了为国家输送农牧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任务，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承认，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性，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地区多项发展指标滞后的最根本的原因。

　　当前，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成功实施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以世界上少有的快速度发展起来。我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为2007年的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2008年，我国GDP总量超过3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大关。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双双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四千多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型。很显然，我国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民族地区将从我国工业化资源基地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条件，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将可能全面缓解。

　　（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宪法》就规定了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公民所拥有的各项基本文化权利，奠定了我国文化制度的宪法基础。同样是在建国之初，我国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努力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和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的差距，成为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过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早期特殊的体制性安排，宪法确立的基本文化制度并没有很好落实。在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层面，就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过分垄断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在民族地区，更是在体制机制上强化了片面的发展模式。

　　这一状况也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民族地区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市场不断发展，文化产业也不断孕育和壮大，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基本体制环境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首先，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都已经成为商品，绝大多数人以及每个人的绝大多数文化消费需求，都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在市场上以排他性的方式直接得到满足，而不再需要政府兴办“文化事业单位”，以“间接”的方式作为公共产品无偿提供。其次，在市场经济失灵之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按照新的体制机制普遍建立起来，其领域覆盖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对于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救助等，人民群众对文化生产的“创造权”和文化消费的“选择权”在不断得到落实。同时，在政府兴办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积极性也在日益高涨。

　　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已经有了极大地提高，消费方式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上述新型体制机制安排正在推动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全面落实和有效保障。

　　（三）世纪之交以来，我国全方位地融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环境的封闭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国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发展模式，也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30年的改革开放使全球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体现着近现代市场经济本性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进行了数百年，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整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该时期从一系列标志性著作中获得了许多命名，如“后工业化时代”、“第三次浪潮”（或“大趋势”）、“数字时代”、“符号生产和消费时代”、“后现代”等等，但所有这些都可以归并为一个命名，即“新一轮全球化”。值得强调的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所谓“新”，蕴涵着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联。一个明显的动向是：自20世纪下半叶起，在传媒技术革命支持下，当代“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益被国际社会采纳为衡量经济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文化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文化元素的跨国界传播，文化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引发的关于普世价值/多元价值、时尚/传统、文化竞争/文化安全、物态经济/拟像生产等争论都具有全新内涵。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新一轮全球化同步开始。改革开放还不到10年，中国就启动了关贸总协定（GATT）复关谈判（1987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从此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对外开放时期。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这个提法在会上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述：“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要顺应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的文化部分开篇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上述重要论断无不是在应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挑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数字化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新一轮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产业链全球重组、生产要素全球聚集、经济资源全球配置的时代，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被重估和转移，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下降，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在显示出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顺应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实行对外开放新战略，以新的资源优势参与国内外产业分工，以获取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民族地区今后一段时间的重大发展机遇。

　　（四）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树立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指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系统提出了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全面调整了发展战略，由高度注重经济增长、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坚持“五个统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转型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将彻底改变在全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边缘性和依附性的地位，扬弃长期以来以“追赶”汉族聚居地区现代化模式为目标的、单一经济的、非均衡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一种更尊重少数民族人民主体地位、更符合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与科学发展观相应，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发展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以解放文化生产力为手段，以发展文化产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为基本途径，以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目标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这些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是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我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树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首先，在发展的格局上，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居于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来推进和实现。其次，在发展的方式上，新形势下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式是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全面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表达权、选择权、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在发展的目的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的质量和内涵，更是为了全面落实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利；不仅是为了在保护、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更是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最终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社会建构。最后，在发展的途径上，推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新形势下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途径，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基本抓手。

　　需要指出的是，在确立了全新的指导观念的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纪之交以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全面建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已经使文化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的地位空前突出。这为我国少数文化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国内外发展环境的重大改变已经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一新起点上，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发展。

　　三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我们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相比较而言，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还显得非常滞后，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还在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和理论创新的不足，还从各个方面束缚、阻碍着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实现和少数民族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应当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还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一块短板，影响了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从根本上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由于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人口素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显著的差距，甚至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国总量的13.45%，但地区生产总值只占全国总量的8.8%，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3，财政收入只有全国总量的3.3%。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8）第37页以及《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342页、346页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从城乡居民收入情况来看，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0.2%、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6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9.1%、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的95.6%。

　　受收入水平制约，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城乡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水平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西部平均水平。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消费支出847.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4%、西部平均水平的83%、东部平均水平的53.1%；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服务消费支出195.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3.9%、西部平均水平的94.4%、东部平均水平的45.3%。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320页、322页、345—346页，《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421页相关数据计算得出。文化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阻力。同时，经济发展滞后也使民族地区教育、科学事业长期处于投入不足的状态，从根本上制约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从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来看，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经费支出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的7.7%；人均教育经费42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从科研投入来看，2006年，8个民族省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总量占全国的2.9%，占本地GDP的比例平均只有0.44%，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

　　（二）民族地区教育与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导致民族文化活力和竞争力不足

　　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更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活力的保持和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只有人口的文化素养整体上得到提升，人们的文化消费与创造才会更加自觉，少数民族文化才会获得更多的活力。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创新与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其竞争力。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与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全国落后地位。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入学情况看，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每10万人口中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7041人和639人，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9%和35%。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从成人文盲率来看，根据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0个民族文盲率高达20%以上，有6个民族的文盲率高达40%以上。近年来，随着民族地区教育投资的持续增加以及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文盲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并没有显著改变。2007年全国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比例下降到8.4%，但8个民族省、区中有5个地区的文盲比例高于这于这一水平，其中西藏地区的比例高达36.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120页。

　　从科技发展水平来看，民族地区也处于全国落后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区域科技进步监测结果，2007年8个民族省区综合科学技术进步指数为35.8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15个百分点，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在20－31名之间。而排名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综合科学技术进步指数仅为22.17%，与水平最高的上海相差57个百分点，全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8》。该检测体系由32项指标组成，其中包括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每万人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每万人中R&D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R&D投入占GDP比例、每万R&D活动人员发表科技论文数、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例等。

　　显然，教育与科技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持活力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三）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文化需求，并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涵养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以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繁荣都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服务水平较低、缺乏民族特色等突出问题。

　　首先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量短缺，设施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这一点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尤为突出。2006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7796个乡镇，但文化站只有6710个，尚有一千多个乡镇没有文化站。数据来源：《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7》，561页。民族地区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多数乡村与城镇距离较远，而除文化站（室）以外的各类文化事业机构主要在县级以上城镇设立，许多乡村群众实际上无法享受基本的文化服务，看书难、看报难的现象普遍存在。2006年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依然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8和3.9个百分点，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存在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能够收看的电视频道依然较少，与城市地区有线电视频道在数量上差距很大。

　　其次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人才缺乏，功能萎缩，生存困难。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财政投入短缺等原因，民族地区的不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生存困难，功能萎缩，有相当一部分因缺乏经费不能正常开展服务。能够开展业务的机构，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也无法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需求。同时，从事文化管理、创作、表演、研究等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年龄老化、专业人才断层现象突出，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站（室）的专业管理、服务人才尤其缺乏。

　　第三是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殊需求，民族语言文字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我国有二十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八十余种少数民族语言，目前全国仍有六千多万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其中三千多万人仍在使用本民族文字，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和制作以及少数民族语文报刊、图书、音像制品还有很大需求。2006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使用民族语言的电视播出机构和广播机构分别有120个和126个，这些机构在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制作、播出中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分别有10种和14种，所用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朝鲜语、彝语、壮语、哈萨克语、傣语等。无论是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间、数量还是语言种类，都远远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在少数民族语言报刊、图书和音像制品的出版方面，目前每年出版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所使用的文种有十余种，出版总量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第四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国际挑战，文化安全问题凸显。我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口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多达三十多个。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国家间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日益扩大，边境地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增速更快，跨境民族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方面也日益出现“跨境共享”和边境两边国家竞争性提供的趋势。这就出现了新的文化竞争与文化安全问题。比如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和出版物的提供和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供给不足既制约着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质量的提升，又为境外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提供了空间，直接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跨境民族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将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领域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四）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流失加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本，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既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的愉悦感和幸福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一些世居的少数民族失去了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赖以传承的自然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和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不断加深，各种流行文化、都市文化进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生活结构和文化环境再度发生巨大变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不断流失，许多重要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开发手段也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破坏与流失。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快速流失，直接威胁着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的幸福感的提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五）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体制转型滞后，从体制层面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繁荣

　　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体制机制改革。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民族地区的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民族自治地方没有列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还没有对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合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的文化体制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和实验。应该承认，我国还没有摸索出一套特别适合民族地区的文化管理体制。

　　当前，民族地区文化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构与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职权分割不够清晰，造成《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权利无法充分实施，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的维护。二是落实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政策原则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立法滞后。如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散杂居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护等领域，都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三是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模式单一，无法充分满足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差异化需求，造成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不高，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六）民族文化发展理论创新不足，从政策基础和战略规划层面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理论创新不足。

　　首先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研究不足。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弱势地位的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既有后发现代化民族的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发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差异性研究还很不充分。

　　其次是对相关国际经验研究与吸收不足。20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护和促进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如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文化自治政策、欧盟的多元语言主义政策等。世纪之交以来，全球对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关注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联合国于2001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等。这些实践经验和文献覆盖了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少数民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少数民族有效参与自身文化发展的方式以及国家责任等诸多方面。我国理论界对这些国际经验的研究与吸收还很不充分。

　　理论研究创新是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的基石。理论创新的滞后，一方面造成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和民族文化工作还没有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少数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的不足。正如我们所分析过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然忽视民族地区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忽略少数民族群众对发展的特殊要求。因此，直到“十一五”期间，我们才开始制定并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在近十年文化发展的热潮中，全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保持国家文化多样性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认识，但是对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规划的研究总体上还很缺乏。

　　理论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从政策基础和战略规划层面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性瓶颈。

　　四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对策

　　刚刚过去的2008年，结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我国已经跃上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新台阶，今后的5～10年将是一个发展方式全面转型、市场经济社会全面建立的重要时期，也是全球化格局全面重组的关键时期。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态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虽然面临种种严峻挑战，但无疑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机制和发展思路，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以及教育和科技基础，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

　　（一）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

　　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已经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新趋势就是，文化软实力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性因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必须顺应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核心，全面整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以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为基础，全面组织和运用国家综合战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维护国家利益，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

　　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好坏，还关系到我国一亿多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落实，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进步，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必将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幸福感，也必将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扭结，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化的国际环境中，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发展，还将有利于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和道义形象，并最终拓展我国国家战略的发展空间。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全面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二）加大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支持力度，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是长期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因素，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外部支持是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就是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社会发展各种不平衡问题也凸显出来，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财政增收甚至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能力，也为解决民族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提供了条件。建议针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欠账较多、地方公共财政能力严重不足的现实，将中央本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作为提高民族地区公共财政能力的战略手段，增大转移支付规模，为民族地区各项文化事业的加快发展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建议，在现有规模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东部经济较发达省、市对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推进帮扶省区与受帮扶民族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协作关系，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

　　在加强外部支援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经济政策创新，以培植内生发展动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和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在本地区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改进、完善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证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能够分享到合理收益。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民族地区在金融、税收、工商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提高劳动就业培训、产业指导服务的水平，为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强有力的支撑系统。

　　（三）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模式转型，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地区长期以来采取了重经济发展而轻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人类发展指标进步缓慢等后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发展，首先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

　　在全面建设更高质量的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重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优势。要改变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资源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自然环境资源的资源观以及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片面发展模式。要大力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将文化建设置于民族自治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应该围绕文化建设这个核心因素，实现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多方面统筹，全面开创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新局面。

　　将文化建设置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位置，就应该将文化产业放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之在民族地区整体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是当代社会有支柱地位的新兴产业部门，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文化产业来获取综合国力竞争的新优势。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族地区虽然拥有自然和人文资源多样性的双重优势，具备了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的天然优势，但是却远没有在产业化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建议总结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普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全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选择一批发展较好的民族地区或区域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四）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事业，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基础和战略支撑平台

　　教育、科技事业落后是民族地区文化建设难以提速的关键原因，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科技事业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加快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首先要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常规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水平。一是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规模。要根据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地域分布特点，尽快完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和设施条件。二是加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培养，提升、巩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水平。其次，要在民族地区加快建立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整体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推动民族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双语言教育体系，要从课程设置、不同教育阶段的衔接、师资配备、教材编写等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系的建设。

　　科学技术是民族地区实现协调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从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现状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当前民族地区应该主要选择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现代传媒技术等科技领域，作为人才培养和产业开发的突破领域，进行重点投资。

　　（五）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消费环境和文化娱乐生活品质

　　我国文化建设的经验是，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越是要依赖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群众文化消费能力极为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基本文化消费，与发达地区很不相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在当前形势下，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首要问题在于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全面覆盖民族地区广大农村的文化站、文化室、广播电视接收设施、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群众看书报难、看电影电视难、收听广播难、上网难等问题。在投入来源方面，要以国家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等方式，多方筹措。在公共文化投资决策方面，要切实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充分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使公共文化投入真正贴近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

　　突出民族特色应该成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注重点。我们要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变成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传播的过程。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要充分体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和服务中的使用。在推动现代广播、电视、网络、出版等传媒体系建设，加快提高民族地区现代传媒覆盖率的同时，还要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媒产品和少数民族题材文化产品的生产，从而切实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消费环境和文化娱乐生活品质。

　　（六）加快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我国还将长期处在发展和转型时期，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加快体制转型步伐仍将是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民族地区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必须积极审慎进行。首先要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应用和落实于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这就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抓住“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其次，要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实施进一步的机制创新，有目的地扩大少数民族群众在本地区重大文化事务中的自主决策权，以便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各项权利，从体制上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应该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可能对本地区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建设项目的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要围绕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市场化条件下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权益表达与维护的新需求，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立法工作，加快出台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散杂居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护等领域的相关法律，为少数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动力。

　　（七）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开辟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事业的新视野

　　理论与观念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繁荣的总开关，更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枢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研究新问题，创新理论，拓展视野。
        一是针对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时期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族地区更是如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正在出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知识人才越来越多，民主参与意识愈来愈强，文化分享和文化认同意识越来越明确，各民族之间交流、迁移愈来愈频繁广泛。今后10～20年将是我国城市化速度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并直接推动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都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将越来越普遍，城市中少数民族的比重将越来越重。这些重大变化将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我们应当进行怎样的政策创新？对这些重大问题开展及时、深入的研究无疑将为我国民族文化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事业带来战略意义上的主动。

　　二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正在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挑战，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对此，应该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要求，为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三是推进政策创新研究。当前，政策创新研究应该积极关注各类国际经验，争取在吸收国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经验方面取得突破，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创新提供新视野。

　　四是开展战略规划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战略性研究还比较缺乏，成熟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少，这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全面建构和谐社会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应。建议开展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全国性普查，在此基础上制定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路径和战略规划，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

　　经过多次修改，本书定稿已经是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于数月前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