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瑶族历史上的分布问题，学界已有较清晰的认识。唐宋时期，瑶族主要聚居于湖南，宋代以后，瑶族逐渐往南迁移，明清时期已基本形成分布于湖南、两广、云贵等地的格局。但有关瑶族的迁徙问题长期以来争论颇多。例如对瑶族迁入两粤的路线问题，学界看法就大相径庭。近代以来，学界中流行两种说法，即从广西入广东说[7]和从广东入广西说[8]。近年又有学者不因循旧说，通过挖掘史料，提出了新的看法，吴永章在《瑶族历史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新说》一文中认为“瑶族直接从湖南越过五岭分道同时进入桂、粤两地”[9]。除了整体上的研究之外，也有学者以瑶族支系的迁徙为兴趣点展开研究，如邓文通对蓝靓瑶迁徙的研究；此外，有学者对广东等地的瑶族迁徙进行了个案研究，如李筱文对粤西江流域瑶族迁徙的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使我们对瑶族迁徙的认识得以从微观到宏观，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瑶族迁徙问题。

第四、对于瑶文化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探讨的内容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研究愈来愈有深度。从对大家耳熟能详的婚姻家庭、节日文化、风俗习惯的介绍，到对宗教祭祀、丧葬礼仪、习惯法的论说，再到对这些民俗事象的深层思索，并提出应对现代化的策略，以及一部分学者展开对瑶族的哲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瑶族整体文化的研究，使瑶文化研究呈现整体与个案相结合、从粗浅走向深入细致的局面。如张有隽对华南少数民族的梅山教进行了比较研究[11]，胡起望认为瑶传道教大量存在于瑶族社会生活中[12]，黄海对贵州瑶族的权威象征铜鼓的研究[13]，俸代瑜对五排瑶传统教育的研究及探讨如何进行现代化调适和引导[14]，玉时阶对瑶族习惯法进行了总结[15]，莫金山对金秀瑶族的基本社会制度——石牌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16]，盘淼还对瑶族文化生存发展提出了思考[17]等。随着社会史的兴起，一部分学者开始从事瑶族社会史研究，如谢剑对连南排瑶社会组织的研究[18]、周敦耀对石牌制的社会管理机制的研究[19]等，开拓了瑶族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学界出版了大量有关瑶族文化研究的著述，把瑶族文化研究推向高潮。

第五、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瑶族成为国际民族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使瑶学研究发展成为了一门国际“显学”。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瑶族的迁徙原因、迁徙路线、方向和过程进行了研究，如张有隽对瑶族向海外迁徙的探讨[20]。也有部分学者热衷于对中外瑶族的风俗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为更好地发展瑶族文化，促进文化创新。此外，国际瑶族的社会组织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

此外，有关瑶族的艺术、语言和人口的研究，至今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限于笔者本人的研究方向以及本文的历史学方向的研究宗旨，在此不赘述。

二、近十年来瑶族研究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十年来瑶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野比较狭窄。虽然目前瑶族研究已逐渐摆脱以往的族源、分布与迁徙的传统研究课题，但对瑶族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当不足，大部分学者往往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婚姻家庭、节日和丧葬祭祀这些研究较多，而且多局限在某一地区或某一支系，而有关瑶族的整体文化格局研究的成果就更少了。对瑶族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力度仍不够，有分量的成果不多。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学界研究苗瑶关系、瑶畲关系较多，而对瑶汉两民族关系的研究不够。上述研究状况导致形成了瑶文化研究格局不平衡、整体研究不足的局面。

第二、研究深度不够。就瑶族文化研究来说，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其研究课题进行粗放式的操作，研究水平还停留在介绍婚俗、节日、祭祀仪式等资料搜集整理的层面上，而且老生常谈的多，新见解新观点少，未能揭示出文化事象的深刻内涵，从而使其研究成果流于泛泛而谈，与现实脱钩。而从事瑶族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又往往忽视理论建构，造成了至今瑶学研究理论底子薄弱的局面。少数对此有所觉悟的学者已开始朝这方面努力，这应是瑶族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研究方法需融会贯通。对瑶族的研究，需要学者不仅钻研历史文献资料，而且要求学者走出书斋，进行田野调查，以求做到“死”的文字资料与民间保存下来的活的口传资料相结合，力求研究真实反映瑶族的历史和瑶民的生活。对瑶民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还需要其它诸如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的方法。大多数学者研究仍然疏于田野调查，研究利用的材料仍限于考证文献材料，对田野调查的资料关注不多，从而限制了研究的深入。

第四、研究队伍亟需进一步壮大。虽然国内的一些学术机构积极地进行瑶学研究，如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研究所等几个民族院校和民族研究机构，他们培养了一批专事瑶族研究的学者，并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创办了瑶学研究的栏目，如《广西民族研究》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两份刊物专门辟出专栏推介有关瑶族研究论文，广西民族研究所主编的《瑶学研究》和广东民族研究所主编的《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等都大力推动了瑶学研究的发展，还有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瑶族大会，更是壮大了瑶族研究的声势。但是对于瑶族人口仅次于广西的湖南来说，瑶族研究就显得比较落后，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专事瑶族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寥寥无几。尤其是地处湖南瑶族聚居地的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直到近一两年学报上才见到零星的瑶学研究文章。倒是瑶族人口较少的云南贵州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瑶族研究的学者，也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湖北也有少数几个学者在进行瑶族研究。香港和法国也有学者加入了瑶族研究的行列，并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但总体来说，研究力量不仅地区不平衡，而且研究队伍老中青结构也不平衡，需大力培养青年学者。

总体上说，近十年来的瑶族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成绩，但是从近年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来看，其数量和质量都难尽人意。目前已有成果介绍性的多，研究性的少；一般性的描述多，注重理论构建的少；老生常谈的多，涉及新领域问题的少；单个问题论述的多，全面系统研究的少；考证文献资料的多，田野实地考察的少。所有这些都要求广大瑶族研究者从思维方式、理论储备、治学方法、治学态度、资料搜集等方面狠下功夫，力图开创瑶学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 胡阳全：《论苗瑶民族的同源问题》，《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 徐祖祥：《三苗、荆蛮与瑶族来源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3] 黄钰：《瑶族族源新探——苗瑶同源论》，《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

[4] 吴永章：《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

[5] 玉时阶：《试论瑶族文化与瑶族族源的渊源关系》，《学术论坛》，2001年第6期。

[6] 宫哲兵：《从〈千家峒〉文献考证瑶族逃离千家峒事件》，《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论都旁岭千家峒是瑶族的发祥地之一》，《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从县志与碑文考证千家峒在都旁岭——瑶族千家峒故地再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从地图、地名和族谱考证千家峒在都旁岭——瑶族千家峒故地三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从出土文物考证千家峒在都旁岭——瑶族千家峒故地四考》，《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7] 同4，第392页。

[8] 同7。

[9] 同7。

[10] 参见李本高：《瑶族〈评皇券牒〉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

[11] 张有隽：《华南诸族梅山教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4期。

[12] 胡起望：《论瑶传道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1期。

[13] 黄海：《贵州瑶族的铜鼓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4期。

[14] 俸代瑜：《五排瑶传统文化教育管窥》，《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15] 玉时阶：《瑶族习惯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6] 参见莫金山：《瑶族石牌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17] 盘淼：《瑶族文化生存发展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18] 参见谢剑：《连南排瑶的社会组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 周敦耀：《金秀瑶族石牌制度的社会管理机制》，《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3期。

[20] 张有隽：《瑶族向海外迁徙的原因、过程、方向和路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