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创世神话的国家，一般认为盘古传说是由印度流传至中国，不过近来好像有考证在广西一些少数民族保存着相当原始的盘古崇拜，而且也很系统，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盘古是中国原产的。不知后话如何……

本文从民族人类学,文物考古学和文献学相结合有角度,揭示中华民族文化的开天辟地神盘古的来源,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于畲瑶民族贡献予以公正持平的评价和论说.可谓"礼失求於于野"!盘古神话的根在畲瑶民族的深厚文化之中.

但对于进一步论述盘古来源于畲瑶民族文化中的那一部分内涵,则没有体现出来.或者作者从汉族文化立足来考察盘古神话的来源,或者作者对于畲瑶民族文化内涵的了解不太深入,或者是其他原因,但如果有志者从畲瑶民族的盘瓠传说入手,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发前人之履,见他所未见,对于盘瓠传说本身的内容和演变也会有新的认识,

哈！看完了，好资料哦！谢谢楼主！

六、盘古之根：瑶族、东夷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盘古崇拜的中心在南方的苗、瑶、畲及有以上民族背景的汉族地区，而其核心在瑶、畲居住的地区。
1、在这个地区，有丰富的神话口传，以故事、歌谣各种形式世代流传。
2、瑶族的《过山榜》和畲族的《祖图》都有盘古神话的记载，特别是《过山榜》中，盘古、伏羲、女娲被联结在一起。都被瑶族作为祖先载入文字。
3、有大量的盘古庙、盘古地名。在广东，方志记载的盘古庙和盘古地名共103处，而方志没有记载的盘古庙和以盘古为主神的庙更是无法统计。粤北的客家地区，如翁源、英德、始兴、曲江等地，每个村都有神庙、神坛，“坛坛有盘古”。又如湖南的江永，据胡健国报告：“在清代中叶，全县民祀寺庙神坛达578所，多为盘王庙”，还有“盘王祭祀图”，证为盘古。
4、在湘南，赣南、粤北地区还保存着大量的盘古神图、神像。如赣南于都，有同治五年的木雕盘古像；赣南的三南地区都有大量的盘古庙和盘古神像；粤北的不少神图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旧物。
5、赣南、粤北民间还有不少盘古经文的流存。一是瑶族文书中，有不少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记载，作为经文，在仪式中吟唱，如盘才万、房先清、李默等人收集和编撰的《盘王歌》、《拜王歌堂》和排瑶、过山瑶古籍。在汉族客家地区还有大量的《盘古经》、《盘古忏》流传，在民间打醮中使用。目前在粤北的翁源，乳源、乐昌和赣南地区均有发现。
6、在上述地区，还广泛发现盘古崇拜的仪式。在粤北和赣南地区的神庙中，盘古与其他神祗共处一坛，高居主位。神被抬出到田野巡游，加入到农业和生殖崇拜的行列，如江西于都和粤北乳源都有这类报告。
在广东粤中地区，甚至还有人创立了“盘古气功”，并且以盘古崇拜为题，出版了长篇小说，可见盘古神话的影响之深。
在这些族群中，笔者认为，畲、瑶特别是瑶族，乃盘古神话之根，理由是：
1、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这些地区，上文已述。
2、瑶族以盘古为祖先。瑶族的《过山榜》、口传的故事，歌谣中都以盘古、伏羲、女娲为祖先；瑶族的庙祭，以盘古为祖先神；有瑶文化背景的客家地区的盘古庙，如赣南、粤北有“上灯仪式”，表明这些盘古庙有祠堂功能，这与瑶族盘古庙的“宗庙”性质，是一致的。而对比其他地区，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差别。
3、“盘古”是瑶、畲族的命名
每一个神话人物，都是以本民族的习惯来命名的，神祗的名字即反映其族属：
盘姓，现在只有瑶族和畲族有。
“古”的含义，可作两个解释。据报告，在广西瑶语中，是“王”的意思，盘古即盘王。盘古与盘瓠的相混，可能有此原因。另外，在瑶、畲中，“古”也是表示雄性的词尾，如“牛古”、“猪古”，“狗古”等等，男性往往叫做“×古”，广东客家地区也有相类风俗。
4、瑶族是迁徒的民族，有条件将盘古神话传播到中华大地。
从历史上来看，自“九黎”始，苗、瑶族从中国北方不断地被挤压到南方，畲族祖图和瑶族的《过山榜》都记载了这段史实。各朝史书上也记载着瑶民被迁徒往中原，京师，边镇的事件。盘古神话在全国广泛流传，而且在汉族早期的古籍中缺少记载，以瑶族来解释，能够很好说明。
因而，笔者认为，盘古之根在瑶族。而且，从盘古在汉代以前，在瑶族传说年代的祖居地与伏羲、女娲一体，从东夷的鸟图腾崇拜与盘古神话“天地混沌如鸡子”，从混沌的鸡子“盘古生其中”的吻合，还有蚩尤也是三头六臂的情况看，盘古最早源在北方，源在东夷，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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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山东平邑廉世闻先生为本文提供方志资料并核实皇圣卿阙画像，谨此致谢。
2003年4月6日定稿，原发于《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十二辑

五、西来之说：不能成立
过去一个世纪，从二十年代的疑古派开始，不少学者认为盘古神话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的，甚至将渊源追溯到巴比伦。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仍然有人撰文宣称“盘古神话西来说”“已经定论”！
公元一世纪盘古的发现，表明“西来说”不能成立！
“西来说”建立在以下两点所谓证据上：一是盘古神话与印度的大梵天神话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点；二是印度文化通过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推论，中国的盘古神话来源于印度。
然而，如果我们细加推考，就会发现以上推论似是而非，缺少证据，难以成立：
首先，不同地区文化事象的相似点，不一定是传播所致。人类相同的思维能力，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有共同的思维结果。这一点，早有其他学者多次强调过。
其次，梵天神话与盘古神话的相似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都是事实，但是佛教与梵天神话不能等同，具实际传入的时间也需要考究：
1、佛教的传入和梵天神话的传入是有联系的两件事；梵天神话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但，佛教初传不等于梵天神话同时传入中国。
2、佛教初传和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是两件事，从初传到广泛得到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文化冲突、本土文化抵制、改造和融合的过程，大体上到六朝才完成。
3、佛教的传播在中国有语言的障碍。开始的口传，其流也缓，其播也不广，其传也难信。必待佛经中译之后，其障方破。而翻译者必须精通梵文和中文，精通佛学和中国文化。梵天神话随着佛经的进入，同样要经历以上的过程。这种传译条件，在佛教初传的公元一世纪，即使是上层社会，也难于满足，遑论形成风俗。
4、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目前人们比较认同的记载有：
（1）《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372—451）注引鱼豢《魏略·西戍传》为现存佛教东传的最早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其中“复立”据学者考证，应为“复豆”即“佛陀”之异译。
然裴松之注《三国志》在公元四、五世纪之后，其所引鱼豢《魏略》的记载即使为真，也不能证明景卢所受经文的内容有盘古。
（2）《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记述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命：“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是东汉上层接受和信仰外来佛教的第一次正史记录，当然这是南朝所撰的史书，时在公元五世纪。
学界认为，此时人们“是把佛陀当成神来祭祀，当作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镰田茂雄引不川博道《关于后汉的佛教》）这一点，到公元二世纪桓帝时，仍然如此。
将浮屠与黄老放在一起崇拜，说明当时人们对佛教所知非常有限。此项记载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梵天神话已传入中国。
5、佛经的首次翻译在公元二世纪的桓、灵二帝时代，“中国人阅读用汉语写成的外来经典，始于安世高、支娄迦谶时代。”（镰田茂雄）
据考证“最初佛教经典不用文字记载，全*口头传诵，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用文字写的佛教经典。这种经典大部分写在桦树皮和贝叶上，近代在印度、中亚和我国新疆都发现了这类经典断片。”（任继愈）
安世高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来到洛阳，佛经的中译于此时开始。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由此而始，而对中国社会发生较大的影响，则是魏晋六朝以后的事了。
6、记载有大梵神话的佛经，中译的时间相当晚：
一是《摩登伽经》，为吴竺律炎等译，时在公元三世纪之后。饶宗颐先生谓安世高已有译本，亦为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之物。
二是《外道小乘涅槃论》，为北魏菩提流支所译，时间更后。
7、佛像的制作，也是相当后的事。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指出：早期的佛教“以佛塔为信仰崇拜中心，而直到公元后一、二世纪，随着佛教徒对佛陀的不断神化和大乘佛教的逐渐形成，印度佛教在吸收希腊和波期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才逐渐有佛像制作和崇拜。”
“其实，释迦在世时根本就没有佛像的制作，直到公元一世纪后期才出现佛像。”
考古发现表明，最早的佛像不早于公元一世纪，中国只是在东汉末的桓、灵时代才出现佛像的端倪。（俞伟超）
佛教以释迦为最高崇拜对象，他的像在公元一世纪后期才在印度出现，梵天的像又怎么可能在公元86年以至更早的新莽年代在中国出现呢？而且我们上文所举的怀抱伏羲、女娲的盘古，在河南、山东多处发现，可证至少在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前，盘古神像在上述地区已广泛存在，而且刻像之举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由此可见，盘古及盘古神话来源的“印度说”需要新的证据才能成立。

石像刻历代帝王故事，似乎是汉代一种风气，铙宗颐先生《盘古图考》引唐益州学馆庙记残碑
“……文翁（为蜀郡守），（始趋）文学……时（逢）百六，烈火□灾，（堂及）……（唯）石室独存。至（东汉兴）平元（年、岁）……名堂为周公礼殿，其堂（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历代帝王之像，梁上画仲尼（及）七十（二……），中益州（刺）史张（收所画），今检□（皆）……（楹有画）更（精）妙，甚可观。……益州刺史刘悛所（画）耳。……时火德微，天下丧乱，西蜀僻远，年号不通，故仍取旧名为初平五年也。四年岁在癸（酉），五年岁（在甲戍）……汉书年麻兴平元年，岁在甲戍，乃与铭记相符。……”（据《八琼宝金石补正》卷三十五）
该碑记为迄今最早之盘古图记载。饶先生文中又引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下“无画有名”条云：
“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朕为益州太守，更茸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古有益州学堂图，今已别重妆，无旧迹矣。刘王真，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刘悛，再修玉堂礼殿。……悛弟王真……时推妙手，画仲尼四科十哲像，拜车服礼器，今已重妆别画，无旧踪矣。”
对比纸坊镇敬老院汉墓画像，盘古、伏羲、女娲、九头神兽（人皇九头？）、老子、孔子、项橐、周公、召公、成王、吴王、楚王、泗水起鼎……与益州学馆的“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二者相似点委实太多了。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的：
一是，盘古、李老并列，符合早期道教的特征。盘古后来发展为元始天尊，老子发展为太上老君，三清已现其二，道君自在其中。嘉祥画像石上有李老、孔子和历代君臣，认定怀抱伏羲、女娲的是盘古，有道教发展提供的证据。
二是，纸坊镇汉墓画像中屡屡出现周公，召公的形象，还有一些年代不明的汉墓也如此，很像是王莽时代的风俗。王莽建立新朝以前，辅佐幼主，为朝野推重，目为当世周公，颂贤之风，形成一代之俗，完全合乎情理。往后新朝篡汉，假周公败露之后，再刻这种画像，只怕记忆犹新的人们很难接受。
作出新莽时代的推断，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证据：从语源上看，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被汉族上层社会接受，至少不晚于此时。
在汉语中，“开辟”一词的本义向来被认为与天地初开有关。目前发现的最早用例，都在新莽时代。《辞源》开辟条引扬雄《剧秦美新》“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汉语大辞典》开辟条则直书：“指宇宙的开始。古代神话，谓盘古氏开天辟地。《太平御览》卷一引《尚书中候》：‘天地开辟’。汉扬雄《法言•寡见》：‘所谓观，观德也。如观兵，开辟以来，未有秦也’”。
《尚书中候》为两汉之际的谶纬之书，其时当在新莽光武之间，《隋书•经籍志》说：“汉末，郎中郄萌集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纬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伪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就王莽而言，在迷信“君权神授”的时代，他建立新朝需要一个开辟神话作为动员民众的工具和权力来源合法性的依据，刘秀也同样如此。
扬雄二文为新莽之时作品无疑，由此可见，汉族天地开辟的神话，在新莽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中国早期的文化观念是万物有灵，宗教和哲学不分，如“阴阳”有“二神”，“五行”有“五帝”，元气有“混沌”、“太一”。连“道”这样的抽象概念，也成为三清之一。从这个特点看，早期的宇宙生化说，必然地伴和着开辟之神！
由于汉族的天地开辟神话没有别的版本，因此，这个“开辟”者，完全可能是盘古！
因此，笔者认为，纸坊镇的盘古，很可能是新莽时代之物。

四、纪元之初：盘古年代
汉墓盘古的身份既明，其年代问题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一些文章、著作提到这类神像时，将年代定到西汉，如刘弘《汉画像石上所见太一神考》“西汉中期至东汉末”。③这个时间定位想必有据，但笔者所见材料，多为推断性观点，因而有必要加以探讨。
上列汉代盘古像有绝对年代的是山东南武阳画像。该图为闻一多《伏羲考》所引《东洋文史大系》171页插图。日本出石诚彦《中国的神话与传说の研究》图版28题“南武阳石阙画像：伏羲、女娲”。经核实，为“南武阳平邑皇圣卿阙”东阙之物，现在山东平邑县城。其西阙有隶书铭文：“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冢之大门，卿以元和三年”等字。考元和为汉章帝刘火旦年号，时在公元86年。这是目前所见盘古确凿可考的最早年代！
但，这不是盘古最早的年代，有证据表明，盘古出现的时间很可能要上溯到两汉之交的新莽年代：
如上述山东嘉祥纸坊镇敬老院画像第1石（图24），第一层为盘古怀抱手持规矩伏羲、女娲；第二层刻孔子见老子图；第三层为“泗水起鼎图”。第2石，第一层刻九头人面神兽；第二层刻图周公辅成王故事（图26），并有榜书；第三层，刻武士（图25）。第3石：武士、吴王、周公辅成王、诛管蔡故事；第四石：楚王、泗水起鼎、孔子见老子故事（图27）。④

三、苗瑶族群：历史纽结
上述苗瑶地区的盘古、伏羲、女娲三位一体的神像不仅与汉墓“巨人、伏羲、女娲”三位一体的神像在形态上相似，学理上吻合，而且还有历史的联系。
首先，我们已知道，苗瑶是同源的（瑶畲同源已经是民族学界的共识），不少学者已有论述。
苗、瑶的语言属于同一语支，都属于苗瑶语支。
苗、瑶有共同的祖源神话，都宗盘瓠为祖先；
瑶族的祖居地“五溪”，今为苗族居地，表明苗、瑶的关系深远。
其次，苗、瑶祖先的故地在北方。
苗、瑶的祖先是“九黎”，“九黎之君”蚩尤曾经居住于北方，大量古籍有征：
《史记集释》引《大戴礼记·用兵篇》“蚩尤，庶人之贪者也。或云蚩尤，古之诸侯。”应劭注《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古天子。”
《国语·楚语》：“九黎，蚩尤之徒。”
《战国策·秦策一》：“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说“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蚩尤的九黎部落，在传说中曾经强悍一时，《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驽，威振天下。”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时，“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黄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水之野，遂禽杀蚩尤。”
《汲冢周书》“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九黎的地望，从古文献的记载看，大致在今山东西南的济水和河南东部的淮水流域一带。
《逸周书·尝麦篇》：“昔天下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
《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暤氏居陈。”陈，在今河南阳县境内。太暤后人封任、宿、须句、颛臾等。《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暤有济之祀。”“有济”，即济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任国故城在今山东省济宁市；须句在东平须昌西北；颛臾故城在山东费城西北，即平邑县；宿图，在山东东平县东南二十里。
《左传·定公四年》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少暤之虚。”《春秋左传注》引杜预说：“少暤虚，曲阜也，在鲁城内。”
《汉书·地理志》：“蚩尤祠在西北涑上。”王先谦《前汉书补注》卷二八说：“涑当作泲”。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认为，“泲”是“济”的古文。因此，“涑上”即“济上”。
综上所述，太暤、少暤活动的地域应在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即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之间济水、淮水流域一带，而蚩尤九黎部落也曾生息在这些地区。
考古发现的汉代“巨人搂抱伏羲、女娲”神像，分别在河南南阳、唐河，山东的平邑、费县、沂南等地，正好在这一地区。以盘古为祖先的苗瑶族群，他们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少皞伏羲的地方，而他们今天还以伏羲女娲为祖先。他们传说中的祖先盘瓠是太皞高辛帝的神犬，立功尚三公主，传下了苗瑶族群。联系今日南方瑶、苗、畲及有瑶、畲背景的汉族客家地区大量存在的“盘古、伏羲、女娲”三位一体的神像，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现实与历史被纽结在一起，迷茫千年的神祗仍然活在现实之中！

凡此种种，说明汉墓的这位“巨人”是盘古！另外，粤北还有一类手举天地轮的三头六臂盘古，也提供了嬗变的证据。规成圆，矩作方，天圆地方，天阳地阴，盘古开天地，与“混沌—阴阳—万物”的生化过程是一致的，里面的三头六臂，仍然是盘古伏羲、女娲的合体。再有，粤东和江浙畲族祖图上的盘古氏，除了手举日月等物外，还有权衡准绳等物，这些东西在《淮南子·时则训》中有说明：“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这与古籍和粤北《盘古经》中记载的伏羲、女娲制四时的说法，也是吻合的。

次看手举日月的盘古，和刻本《君臣故事》中有此像（图20），底本可能也要早至元代。这种神像现代十分常见，如赣南于都县贡江镇长岭村的盘古（图21），作于光绪五年；又如粤北始兴隘子镇河溪庙的盘古，又称“日月”（图22），以及广东惠阳淡水的神像（图23）当我们确认伏羲、女娲的日月神地位后，这种神像与汉墓“巨人搂抱伏羲、女娲”神像又有何区别？

明白了伏羲、女娲的这层身份，再来对比古今的盘古像，一切了然：
左边是南阳汉墓的盘古（图16），双手将伏羲、女娲搂在怀里，一些汉画里，伏羲、女娲还是交尾的。右边是马卉欣《盘古之神》一书中所载，河南桐柏山的盘古，双手捧太极（图17）、和刻本类书《金璧故事》中的盘古（图18），底本可能早到元代，这种盘古像在现代也比较常见（图19）。盘古身上带着太极图、太极图负阴抱阳，伏羲、女娲化成阴阳鱼互相缠绕交合。二者的差别是前者更原始，更人格化，后者更学理，更图式化，而在意义上、在神格上并无二致。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山东沂南北寨出土的“巨人搂抱伏羲、女娲”神像和隘子、龙南的这两个神像，二者相似的程度惊人！
北寨的神像上方乌兔，分别代表日月，伏羲、女娲分执规矩，中间是“巨人”；隘子的这个，上面伏羲、女娲分执日、月、斧、矩，中间的是“盘古”。
自古及今，我们发现的与伏羲、女娲组合的神像惟有盘古，这一点是“巨人”身份的铁证！由此可以认定，汉墓中搂抱伏羲、女娲的“巨人”是盘古，这种类型的神像在今日依然存留。
解破了这个“巨人”之谜，再环视大江南北，其实文物流传比比皆是，只不过有了小小的嬗变，加上我们过于轻信前人草率的结论，不敢深入想象而已，真相离我们只有薄薄的一层窗纸！
先看汉墓的伏羲、女娲像（图15），他们手举日月，分明是日月之神，而日月又是阴阳之精，因而，伏羲、女娲又是阴阳之神。汉人用他们来表示阴阳交合，祈求子孙昌盛，加上盘古，则表示对“混沌——阴阳——万物”的宇宙生化、生命衍殖的崇拜。明白了伏羲、女娲的这层身份，再来对比古今的盘古像，一切了然：